书家的个性

唐·孙过庭《书谱》（局部）

孙过庭在《书谱》中概括篆隶草章四体书法基本的审美特征之后，提出“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按照今天的理解，哀乐是一时之情绪，情性是一人之个性。

一种字体诚然有其审美特性，而具体到某个人，只要写字，就会表现出情性。字体特性是共性，某家情性是个性。书法可以表现个性，书法必须表现出个性。

而现在一旦说某人有个性，便是一种委婉的批判。个性招致批判，大概也可以上溯千年，不过，至少在唐及以前的书法史，则是挥洒甚至张扬个性。

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我将书法史分为两个时期，唐及以前是古典期，五代及以后是变异期。我对古典期给予了“热情的讴歌”，至于变异期，却并非有意贬低，所以低者，是其自贬。当然，对于变异期何以一落千丈，我的论证并不充分，这一方面囿于拙著的体例及篇幅，根本还是缘于我对此殊乏兴趣，变异这个概念便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对苏东坡的寥寥数语引起了同行朋友激烈的反诘。有人指责我将这位旷世奇才贬得太低了，那么，请按验原文，一看究竟。我原希望，以苏东坡的才气与傲气他本可以和前贤一较高下的，然而，他的犹豫及闪烁其辞让我失望。正是东坡先生的傲气尚不能一以贯之，甚至每见妥协，我方猛然领悟宋之于唐的不可企及。我以为，宋书法与唐书法的差异就如同宋诗与唐诗的神情悬隔，不能说宋人没有好诗篇，但总觉缺少了唐人的激荡变化，多了几分平淡，少了一些气力。

这究竟为什么？我甚至开玩笑地说，是他们的待遇提高了，不需要太坎坷的打拼了。宋代文士不再“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不再需要从军边塞，感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不再需要经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强大的心理反差。这个时候，穷而后工的诗论忽觉得如此深切，不平则鸣的士大夫精神忽觉得如此可贵。“饱暖思淫欲”，满足后的懒散与打不起精神是人本来的劣性，而文艺，包括书法，是需要张力的。

近年来看到一些历史学者对于唐宋历史的矫枉，以期论证宋代的社会发展及国力如何地不逊李唐，甚至有迈盛唐。这些论据涉及社会物质的层面可谓广博，唯独不能顾及唐王朝纵然不乏内忧外患而仍然具备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赵宋的社会不论如何发达，却总免不了异族强势压轧下的一种逼仄。蔡京季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他和范温谈天，范温愤怒地说“今时士大夫”不能“直道而行”，率“匿情诡行”，他们讨论时势及开元天宝之事，范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切实的比喻，说“天宝之势，土崩瓦解”，今日之势，“鱼烂也”。

两个时代的大势不同，两个时代书家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公孙大娘剑器舞，张旭观之悟笔法，杜甫则发出“天地为之久低昂”的慨叹，张旭形于笔，杜发为诗，后人难有这样的豪情与个性。

张旭没有留下多少言论，但他的《断千字文》狂草，以及他的字与裴旻剑、吴道子画并称三绝，都在传达出这个盛世草圣狂放不羁的个性。所以他的弟子颜真卿虽外表朴厚老实，却奉旨赴李希烈之约，视死如归，为国捐躯。“不唯抗节留天地，还有濡毫获蜿蜒”，这是明清之际的王铎处谷底以观奇峰的感慨，颜真卿个性愈久弥真。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书写历史，但每一个人却无处不表现个性。王羲之北游名山，见中原汉魏名碑之后说过早年跟卫夫人学书徒费年月，后世史家往往以此为不合礼教，必非名士所为，因此认定此事出于伪托。其实，魏晋名士的真情怀与后世的礼法标准当然不同，否则，东床坦腹岂非同样谣传？我更倾向于王羲之等东晋士人具真性情，敢说真话。比如，张芝、钟繇都是王羲之推重的前贤，但王羲之依然说“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也就是说，我要像他们那样下功夫，不在他们之下。除此之外，《晋书》中记载他对族伯父王导的善意提携，也回应了狠话，他执意辞官，在父母的坟前也发了毒誓，以致朝廷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他，这就是个性鲜明的书圣。《晋书》本传说他“少骨鲠”，现在的话就是“有个性”。

王献之的脾气也像他的父亲，宰相谢安问他的字比他父亲王羲之如何，献之毫不客气地说本来就已经超过了，谢安说别人可不这么认为，王献之肯定地反问：这些人懂什么？这就是名士风采，自信是骨子里的，个性是由里到外的。

再回顾王献之之前二百年，张芝那句著名的话犹在耳际：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赵袭当时就是张芝的父母官，在今天，哪一个书法家敢说这样的话，愿意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不能拿后世的是非曲直衡量千年前的人，尤其是千年前的这些书法家，他们虽然也饱读诗书，但决不能将这些真性情的艺术家与近古以来读四书的腐儒等量齐观。（寇克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