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关乎政权根基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要求地方官员举荐德高行洁者为官。以后人眼光视之，此当为权贵一大“福利”：秉公可为国举贤，为朝揽才，及私则可馈人情，结私恩，固根基，获利匪浅。但令人费解的是，各地官员对于此项“特权”反应冷淡，竟有“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者。而朝廷对于官员们这种弃特权如敝屣的行径，没有夸示褒奖，而是于元朔元年（前128年）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以强制惩处的手段来逼迫官员“弄权”，看似乖张违常，却折射了理性的制度侧面，而对于汉代吏治，我们将展开一番两千年后的观照。
汉代发达的官僚体系、合理的职能划分、强力的中央集权、完善的地方建制，这些今天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政治架构，如果还原到两千多年前的情境下，却显现为“早熟”的“异数”。
就历时的角度而言，秦汉上承的周代，明宗法，重分封，“世卿世禄”的血缘世袭制度仍大行其道，政治基本是贵族的游戏；就共时的视野来看，同处其时的西方，更为权贵家族的藩篱所限制，几无专业化的官僚阶层可言，仍旧沉溺于上层的封闭运转当中。在秦二世而亡之后，继起的西汉帝国，却将官僚制度持续强化，与血亲裙带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使得吏治在长时段内依循理性法治的轨道前行，从而保障了王朝的长治久安。
西汉的治国治吏思想实践来源，一为矫前朝理民苛深之弊，一为承秦代集权建政之功，反正并鉴，破立兼取，因而开创出一派新局面。
汉与秦相较，吏治理路、功效大异其趣，尤其有一处不同，即汉初为“布衣将相”之局，也就是王朝创建者多是出身小吏平民的中下阶层，而秦代统治阶层则延续了五百余年王侯国脉，秦统一天下，只完成了贵族政治一次不完全的自我蜕变。这其中差异对于吏治影响的最大分野，并非官僚制本身，而是吏治对于政权根基的支撑，更确切地说，是统治者对于吏治重要性的认知，有了根本的差别。
政权的根基是否稳固，取决于大多数精英与民众对于政权的认可、接受，即昭示着一种道义上的立国之基。秦的巡幸天下、刻石记功，汉的肃正礼仪、祭天封禅，都带有宣扬君权威仪、受命于天的意图，实则就是获取和强化合法性的国家行为。
尽管都以“天命”所归来抬饰自身的政权根基，但汉与前代之别，就在于刘邦不比秦始皇，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王朝来自于获胜的战争，来自于民众对前朝的摈弃，而单一的暴力机器，显然是难以拱卫新王朝长期生存的。因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王朝”，汉代既要自我标榜为“奉天承运”，更须孜孜思治以求“海晏河清”。对于贵族的傲慢、权力的任性有所戒惧，吏治成败对于其政权的支撑，便是具有绝大意义的重要课题。
从汉初“郡国并行”，官僚制对世袭制有所妥协，到文景时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七国之乱后将王国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再到武帝时，大行推恩令，强干弱枝，西汉持续进行着制度的理性构建、动态调整，同时竭力弱化亲缘关系对于治国理民的干扰。其结果，则造就了国家吏治较为清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国力日趋强大。后世多有以“汉”为名的政权，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最终以一朝国号来自我认定，都显示出汉代获取了远超出其王朝存续时间的持久感召力。吏治有成无疑是铸造此一成就的重要基石。
以强制惩处的手段来逼迫官员“弄权”，看似乖张违常，却折射了理性的制度侧面，而对于汉代吏治，我们将展开一番两千年后的观照。
汉代发达的官僚体系、合理的职能划分、强力的中央集权、完善的地方建制，这些今天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政治架构，如果还原到两千多年前的情境下，却显现为“早熟”的“异数”。
就历时的角度而言，秦汉上承的周代，明宗法，重分封，“世卿世禄”的血缘世袭制度仍大行其道，政治基本是贵族的游戏；就共时的视野来看，同处其时的西方，更为权贵家族的藩篱所限制，几无专业化的官僚阶层可言，仍旧沉溺于上层的封闭运转当中。在秦二世而亡之后，继起的西汉帝国，却将官僚制度持续强化，与血亲裙带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使得吏治在长时段内依循理性法治的轨道前行，从而保障了王朝的长治久安。
西汉的治国治吏思想实践来源，一为矫前朝理民苛深之弊，一为承秦代集权建政之功，反正并鉴，破立兼取，因而开创出一派新局面。
汉与秦相较，吏治理路、功效大异其趣，尤其有一处不同，即汉初为“布衣将相”之局，也就是王朝创建者多是出身小吏平民的中下阶层，而秦代统治阶层则延续了五百余年王侯国脉，秦统一天下，只完成了贵族政治一次不完全的自我蜕变。这其中差异对于吏治影响的最大分野，并非官僚制本身，而是吏治对于政权根基的支撑，更确切地说，是统治者对于吏治重要性的认知，有了根本的差别。
政权的根基是否稳固，取决于大多数精英与民众对于政权的认可、接受，即昭示着一种道义上的立国之基。秦的巡幸天下、刻石记功，汉的肃正礼仪、祭天封禅，都带有宣扬君权威仪、受命于天的意图，实则就是获取和强化合法性的国家行为。
尽管都以“天命”所归来抬饰自身的政权根基，但汉与前代之别，就在于刘邦不比秦始皇，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王朝来自于获胜的战争，来自于民众对前朝的摈弃，而单一的暴力机器，显然是难以拱卫新王朝长期生存的。因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王朝”，汉代既要自我标榜为“奉天承运”，更须孜孜思治以求“海晏河清”。对于贵族的傲慢、权力的任性有所戒惧，吏治成败对于其政权的支撑，便是具有绝大意义的重要课题。
从汉初“郡国并行”，官僚制对世袭制有所妥协，到文景时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七国之乱后将王国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再到武帝时，大行推恩令，强干弱枝，西汉持续进行着制度的理性构建、动态调整，同时竭力弱化亲缘关系对于治国理民的干扰。其结果，则造就了国家吏治较为清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国力日趋强大。后世多有以“汉”为名的政权，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最终以一朝国号来自我认定，都显示出汉代获取了远超出其王朝存续时间的持久感召力。吏治有成无疑是铸造此一成就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