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国共产党的成年礼（一） 仗到底该怎么打

成年礼，是为年轻人进入社会而举行的人生礼仪。它标志着一个人经过漫长的文化过程后，逐渐走向了成熟。如果把成年礼比喻为成长必须经过的考验，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我们党经历战胜凶残敌人、解决党内纷争、寻找正确路线，及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多重考验，脱离了幼年期的标志。

长征的胜利，象征着处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终于经受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最为艰辛的“成年礼”考验，开始独立、成熟，并走向成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言，长征的考验，大者有三——仗到底该怎么打？纪律和规矩该怎么立？中国革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长征之始，始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间开始于1933年9月。蒋介石在经历先后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吸取教训，决定第五次“围剿”战略战术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以碉堡构成包围网，一步一步地推进缩小，并最终消灭苏区。于是，国民党“围剿”大军50万兵分四路，构筑堡垒封锁线等，步步碾压、层层压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

虽然苏区局势空前严峻，不过有四次反“围剿”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有8万中央苏区红军，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

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此时年纪不过26岁，已经执掌临时中央两年有余，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德波林学派影响，他重理论、轻实践，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这时他踌躇满志，自恃学了一肚子的马列理论，就能驾驭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把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罗明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斥之为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他的“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忽视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和信任，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李德不懂中国国情，也不愿意听取毛泽东等人关于反“围剿”斗争的意见。毛泽东经历红军的创建、发展，以及一次次反“围剿”斗争的全过程，早已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术，他极力主张，坚持以往反“围剿”的方法，继续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行之有效的策略。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德不屑一顾，他认为这等于是让苏区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保证战胜敌人，他的反“围剿”战略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在李德指挥之下，红军连战不利，不仅没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受挫之后，李德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要求人员、装备均劣于敌人的红军以正规战、堡垒战、阵地战与“围剿”之敌拼消耗。

教条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李德战略错误的原因在于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阵地战当然是实力强大的一方占有优势，与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大炮相比，红军只有轻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和山炮。蒋介石要求以碉堡构成包围网，一步一步地推进缩小、并最终消灭苏区，其原因正是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击碉堡，国民党军队只要依靠碉堡推进就能够抵抗红军的突袭与进攻，还能把红军逐步锁死在固定区域；而李德无视红军现况，以自己参与一战的经历，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战术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其结果只能使红军陷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这样的错误战略战术在广昌之战达到巅峰。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攻广昌，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彭德怀指出，广昌不能固守，敌军技术装备高于红军，然而临时中央坚持构筑永久工事坚守，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4月27日，国民党军10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会攻广昌。彭德怀日后记述战斗过程道：“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红军不得不于28日撤出广昌。彭德怀气愤不已，痛斥李德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从前线致信中央，坚决主张在苏区只能进行运动战，而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胜利在握时才能作战。张闻天则严肃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指出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

博古、李德却抱定教条不松手，博古送给张闻天一顶“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帽子，李德送彭德怀“右倾”的帽子，他们还批评林彪，说不能迷信地形，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然后他们自认为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至于为什么广昌战斗会失败？李德即使在多年之后，仍然在回忆录中振振有词地诿过于人，要么是敌人很厉害，例如广昌战役之前，他指挥的战斗未能实现打击敌人的目的，原因是“敌人根本不给我们以可乘之机”；要么是部队执行命令不到位，例如广昌防空设施建造马虎，“既不能抵御飞机轰炸，也不能抵御大炮射击”。

军事教条主义还在继续。博古、李德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去皖南，本意是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然而，他们对抗日先遣队的指挥却事无巨细，包括了先遣队每日行军路线、前进里程、宿营地点乃至于将攻打哪一个城镇等等，甚至具体到了要求每天挺进15公里的地步，多不得也少不得。这般指挥下来，先遣队始终无法丢开尾随的敌人，处境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困难。多年以后，粟裕仍对中革军委的指挥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打仗，后果严重。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红军因此损失15万以上的将士，直接导致中央红军长征。但博古、李德的战略战术仍然毫无改变，他们指挥部队仍沿着前期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前进，并把战略转移搞成了大搬家，部队行动迟缓，造成敌人构筑四条封锁线，以至付出湘江血战损失4万余人的严重后果。

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挽救了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没有让李德明白在中国如何赢得战争，也没有使博古从对李德的迷信中醒悟。湘江血战后，蒋介石已预判中央红军将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集结重兵，张网以待，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疲惫不堪、序列不整的中央红军继续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这势必导致中央红军全军覆灭。

还好，鲜血中总结出的经验最终胜过僵硬的教条。长征途中，广大红军干部战士日益怀疑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积极要求改变领导。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努力，他咬牙坚持，把说服党内同志、凝聚共识放在首位，逐渐使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内核心成员认识到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所在。

193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面对多数意见，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则提早退出了会场。然而，博古、李德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军事路线之争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于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白热化。

博古照例作主报告，他老调重弹地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张闻天针锋相对，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重要发言，具体阐述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所在。他们的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向来“谦逊稳重”的朱德声色俱厉：“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连开三天，大家充分讨论，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以压倒多数的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在五次反“围剿”中，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内线没有可能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

长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先面对的就是军事问题。正是在纠正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迎来了转折，为长征的胜利准备了路线基础。（翼扬）

（压题图选自沈尧伊连环画作品《地球的红飘带》，篇名由王友良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