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雨花英魂

题记：雨花台，古称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位于南京南郊中华门外。相传在南朝梁代，有个叫云光的法师在此讲经，感动了苍天，霎时间天降落花如雨，遂取名“雨花台”。

巍巍钟山春常在，郁郁青松掩芳丘。1927年至1949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雨花台成了国民党当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他们平均年龄不满30岁，最小的只有16岁。他们没有看到胜利日绽放的焰火，没有听到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没有分享到革命胜利的果实，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个人利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梦想，完全由鲜血写成。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第三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共同追寻那段红色记忆，感受雨花英烈精神。

两件憾事

曹顺标（1913-1932），又名曹均，浙江萧山人。1930年在上海大夏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在上海一家小书店里做了几个月的校对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沪西的共和大戏院，召开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讨论反对《上海停战协定》、组织北上抗日义勇队及筹备全国民联等事项。大会召开前，中共江苏省委和共青团江苏省委派出工作人员以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名义前往大戏院租借会场，戏院老板郑福珍为了赚取租金，欣然同意。

17日清晨，曹顺标、温济泽等十多位大会工作人员提前来布置会场，发现有几个特务模样的人穿插在人群中。感觉形势不妙的他们向主持大会的同志建议延期开会，但已经来不及了。会议刚开不久，大批武装军警就把会场包围了起来。敌人共捕去88人，起初拘在上海市公安总局,一周后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来，敌人感觉案情重大，又将他们移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虽然曹顺标和同志们分头找人串联，统一了口供的口径，但却遭到叛徒的出卖。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曹顺标和温济泽关在一个号子里。当时已是九月，天气渐凉，他们合盖一床薄棉被，每天夜里都在被窝里悄悄谈心。预感到自己会被判死刑，有天夜里，曹顺标对温济泽说：“我牺牲后，希望能把我埋在大路边，我看到了我们的红军打进南京城，我才能闭上眼睛。”他又说：“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从入团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如果我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是再不能革命了；还有一件是我只活了十九年，还没有恋爱过。”

原来，曹顺标在民联工作时，遇到过一个女同志，他对这个热情大方的女孩很有好感，女孩也对他敢作敢为的性格十分钦佩，彼此都有一种初恋的感觉，但是谁也没有开过口。这次谈话后，他们一起背诵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背完后，笑着说：“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

10月1日清晨，曹顺标被敌人押向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他牺牲后，那个他生前喜欢过的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纪均”，以为永久的怀念。

铮铮铁骨

雨花台烈士中，有一位从北京大学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他出身于官宦人家，却放弃衣食无忧的生活，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业中。他就是铮铮铁骨、气贯长虹的邓中夏烈士。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5年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两年后回国。

1931年冬，邓中夏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被安排在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写写传单、刻刻钢板，只能依靠妻子在工厂做工所得的微薄工资，维持连稀饭都吃不饱的艰苦生活。在这样的逆境中，邓中夏毫无怨言，对党的事业依然忠心耿耿。他说：“一个人遇到挫折是难免的，也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受到挫折便失去了信心。”

不久，沪东区委让邓中夏和匡亚明编印《前锋》小报，他们把它办得有声有色。上海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个很会写文章的同志，沪西区委的帅孟奇想请这位同志修改稿件，见面后大吃一惊，她想不到这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竟在最基层工作。

1933年，邓中夏临危受命，到全国互济总会担任主任兼党团书记。当时有些同志不安于这项工作，邓中夏总是耐心开导：“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邓中夏以自己不避艰难的大无畏精神教育鼓舞着同志们，扎实做好互济会的工作。

这一年的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解来南京。国民党想挑拨是非，对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严词反驳他们有什么资格过问共产党内的事。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悄悄问他的政治态度。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就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人！”狱中党员知道后，深为感动，纷纷凑钱为邓中夏买饭。在邓中夏最后的日子里，每次端过难友们送来的饭菜，他都激动不已，因为这凝聚着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壮烈牺牲在雨花台。临刑前，他给党组织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我就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丁香永绽

在雨花台烈士就义群雕的西侧，有一片红枫林。林中一条弯曲的小路旁，长着两棵丁香树。每当四五月时，一朵朵紫色的丁香花绽放在枝头，宁静、淡雅，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牺牲在雨花台的一位女烈士，名字叫丁香。丁香（1910-1932）本是一名弃婴，后被苏州基督教监理会牧师白美丽收养。丁香聪慧过人，白美丽很重视对她的培养，请人给她讲授英语、史地、钢琴等课程。中西合璧的人文教育，使丁香出落成热情进取的知识女性。

1925年，丁香到东吴大学学习生物和代数，在那儿认识了乐于泓（阿乐）。当时正值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出生在南京一个官宦家庭的阿乐和丁香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共同讨论时事，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的洪流中，两个年轻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阿乐和丁香在上海结婚。

新婚才五个月，1932年9月，上海党组织派丁香去北平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因遭叛徒出卖，丁香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旋即被押解到南京。党组织还没来得及营救，12月3日，丁香就在雨花台被敌人秘密枪决。一个22岁的年轻生命从此结束。一朵刚刚绽放的丁香花就此凋零。更让人扼腕的是，当时她已怀有三个月身孕。

阿乐得知丁香遇难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拉了一夜的二胡《随想曲》。他不顾暴露被捕的危险，第二天赶到雨花台，伫立在丁香就义处痛哭。阿乐很快就暴露了，组织上狠狠批评了他这种“小资情调”，随后他转往青岛继续工作。

从此，这种思念一直萦绕在阿乐心头。1950年，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宣传部长的阿乐，在部队进藏的途中，遇到一个叫时钟曼的姑娘。当阿乐的宿舍里再次响起琴声时，军长张国华知道了他的心思，就让一个参谋去说媒。时钟曼见到阿乐后，阿乐跟她说：“你和丁香有点像，我确实挺喜欢你，但是我比你大那么多，不想把我的幸福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了解了阿乐和丁香的爱情故事后，时钟曼被深深打动了，时钟曼后来回忆说：“就凭他对丁香的一往情深，我觉得这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值得托付终身。”

婚后，他们家中始终摆放着一盆五彩的雨花石和一枝淡雅的丁香花，还为第一个女儿取名乐丁香。1982年，在丁香牺牲五十周年的纪念日，阿乐在亲人陪同下来到雨花台，在丁香就义的地方，亲手种下一棵丁香树。

1992年，阿乐在沈阳病逝。第二年清明，根据他的遗愿，时钟曼领着孩子们来到雨花台，将阿乐的骨灰深埋于丁香树下。此后，时钟曼常在女儿的陪同下，在清明节来雨花台凭吊。随着年岁越来越大，时钟曼到雨花台凭吊已很困难，她就让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阿乐亲手种的那棵丁香树上，采摘一把丁香花，遥寄到沈阳家中。

丁香的生命定格在了22岁，但她与阿乐的红色恋歌却被人们一直传唱至今，留下了这棵永不凋谢的丁香树，留下了这段永不褪色的丁香情。

红色家庭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位南京地下党早期领导人的遗照和感人事迹。他和妻子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堪称红色家庭的典范。他就是李耘生烈士。

李耘生（1905-1932），山东广饶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李耘生派往武汉，任中共硚口特区区委书记，从而结识了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章蕴。两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渐生情愫，不久便结为伴侣。

1928年春，党组织调李耘生到南京市委工作，化名李立章。他一时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通过在南京的姨父谋了一份在《时事新报》做记者的工作，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不久，因叛徒告密，李耘生被捕，作为共产党嫌疑犯被判刑十个月。在狱中，他遇见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王凯（王荷波之弟），并通过他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李耘生出狱后，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623号一亭子间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李耘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泥糊的炉子和一只旧洋铁盒，一口破旧的皮箱装着几件旧衣裳，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1930年1月，章蕴从南京到上海分娩，他们在上海亭子间生下第一个孩子——李小宁。由于生存环境艰难，他们买不起奶粉，只能省出一点米熬汤给孩子喝，买不起小床，就拿破箱子当床给孩子睡。一天夜里，箱盖不巧碰合，差点把孩子闷死。

1931年初，李耘生夫妇来到南京，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李耘生以白下路贫儿院的历史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利用晚间、假日到工厂、街道访问，到学校党员中宣传革命形势，有时还到鸡鸣寺附近的难民区向难民宣传革命思想，帮助难民解决实际困难。在艰苦的环境里，李耘生食不求饱，居不求安，饿了买块烧饼充饥，困了打个盹提神。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建立了10多个支部，发展到近200名党员。

1931年底，李耘生被任命为中共南京特委书记，领导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一带党的工作。为了配合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怀揣地图，指挥战斗，有时接连许多天都与家中失去联系。

冬日的一天，阳光和煦，李耘生回到南京与家人短暂相聚，全家人拍下了唯一的合影。

1932年4月的一天傍晚，因叛徒出卖，李耘生再次被捕。经过多次审讯，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特务于是将两岁的小宁抱来隔窗相认。天真的孩子见到父亲，大声哭喊，向铁窗扑去：“爸爸！爸爸！我要爸爸！”肝肠寸断的李耘生忍痛认子，敌人就这样确定了他中共南京特委书记的身份。

临刑前，李耘生托人转告章蕴：“过去百千斤担子我们俩人挑，现在要你一个人挑了。”从此，章蕴独自挑起了继续革命和抚养孩子的双重担子。1982年6月8日，李耘生牺牲50周年的纪念日，古稀之年的章蕴来到雨花台。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她挥手写下四首《如梦令》，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血迹遗书

1928年9月27日，年轻的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被敌人枪杀于雨花台。他英勇就义后，亲人冒险到雨花台收殓遗体。他们从史砚芬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两张血迹斑斑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写给弟弟妹妹的信。

史砚芬（1903-1928），江苏宜兴人。早年丧父，家境窘迫，弟妹三人全靠祖母、母亲纺织维持生计。童年时母亲对他管教很严，教育他要做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史砚芬牢记母训，勤奋学习，在常州的江苏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经常通宵达旦看书，油灯点尽才休息。有时看书入了迷，走在路上也是手不释卷。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宜兴，在与北伐军的交流中，史砚芬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史砚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在革命危急时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党根据可能情况组织和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压迫。中共江苏省委特派段炎华、匡亚明来宜兴领导秋收暴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成立了宜兴县农民秋收暴动行动委员会，段炎华和匡亚明任书记和副书记，万益和史砚芬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11月1日，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党、团员带领下分批进城，县长狼狈逃窜，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全城，宣布宜兴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第一面绣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在宜兴上空飘扬。由于敌强我弱，三天后，起义军主动撤离，史砚芬与匡亚明等人到上海向组织汇报。

到上海后，史砚芬被安排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春，担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这期间，他在南京工人中发展组织，在学生中频繁地开展工作，组织安徽公学等校的学生创办文艺刊物，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反动派的丑恶行径。

1928年5月5日，在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史砚芬又一次参加中央大学团支部会议，讨论动员校工开展“红五月斗争”，被敌人盯梢，不幸被捕入狱。在审讯中，有人当了叛徒，供出史砚芬参加过宜兴暴动。身份暴露后，史砚芬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开始了他最后的斗争。他写了好几首热情洋溢的诗，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抒发他对共产主义美好明天的向往。写好后，他将这些诗分送给难友，鼓励他们继续战斗。

史砚芬父母早亡，他担负着教养弟妹的责任。被捕后，史砚芬仍关心着弟妹的学习和生活。临刑前，他给弟妹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底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姊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她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因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年仅25岁的史砚芬用生命书写的这封家书虽不长，但充分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理想甘愿献身的决心和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赵瑱 董元泉 翁宏业 田月华 唐磊）

（南京市纪委、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纪委对本文均有贡献，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