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陈红明：母亲的“遗产”（晒家规家训*讲家风故事征集展示）

 母亲的“遗产”

陈红明

母亲去世时年仅46岁。那年，我17岁，在离家很远的中学读高一，妹妹10岁，弟弟8岁，都在小学读书。

母亲年轻时积极要求进步，不到20岁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大队领导干部（注：以前的农村公社、大队，现在叫镇、村），这也得益于她家庭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她嫡亲大哥的带动和培养。后来，母亲嫁给父亲，也就远离家乡来到我的老家阜宁县沟墩公社陈坎大队当妇女主任，母亲非常能干，年年都得奖状和大红花，是本地干部群众公认的优秀党员、好干部。

母亲常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幼时的记忆里，母亲非常忙。与本生产队的妇女群众一起治理棉花病虫害、摘棉花晒棉花，参与水稻小麦栽种收割，指导其他生产队抓农业生产，普及生育卫生知识，组织群众开会学习。那时，幼小的我没人照顾，她只好带着我东奔西走，工作忙时就近将我放在老乡家里，我便今天流浪在东家，明天流浪在西家，该吃饭了老乡就招呼我一起吃，所以幼时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参加工作后，我与老百姓有一种内心交融的深厚感情，可能也就源于此吧。

母亲很善良，乐于助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比较穷，能正常吃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有工资，我家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母亲经常接济穷人，看到人家没有过冬衣服就从家里拿了送给别人。有的人家穷，孩子上不起学，母亲就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或是到学校帮助减免学费，或是直接帮助缴学费。母亲对他们的好，老家的人一直记得，在她去世很多年后，我偶尔回老家走走，在路上遇到村里老人还在念念不忘她的人好和心好。

母亲爱学习。她认识的字不多，但每天坚持抽时间看书读报纸。遇到不认识的字，她会“虚心请教”当时已经读小学的我，我也很乐意帮助她，看着母亲渴望欣慰的眼神，我隐隐地觉得自豪。我对学习的兴趣和读书积极性也随着母亲的“虚心请教”而提高，逐步养成了读书追求认真的习惯。

母亲很坚强。母亲生我弟弟时，由于农村接生婆的疏忽，大出血后转到乡卫生院，但当时医疗条件差，最终留下了产后综合后遗症，后遗症令母亲非常痛苦，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母亲坚持与病魔抗争了8年。那时，父亲工作在外，母亲除了坚持与疾病斗争外，还操持家务，干农活。我记忆犹新的有三件事，一件是母亲忍着疼痛，跪爬着在田埂上种蚕豆；第二件是母亲坐着小板凳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割田里的麦子；第三件是母亲到河边取水每趟都提半桶，往返十多次才把锅屋（注：农村的厨房）里的水缸装满。看着母亲干活很艰难，放学回来的我会主动帮着母亲一起干，不会干活的我经常会把自己弄伤，母亲总是很心疼，不让我干。但倔强的我也跟母亲一样，学会了坚持，后来，家务和农活基本都学会干了。

母亲特别在乎亲情交流。我读初三的时候，住到了父亲的单位。少年时的我内向，不爱多讲话，不喜欢主动跟人打招呼，包括自己的亲人。母亲时常去父亲工作的地方看望我们，每次她都期待我放学回家进门就喊她，而我却没有在意，进门很少会主动喊她，母亲就会暗暗地难过生气，私下跟父亲诉说。可惜的是，当时父亲没有跟我讲。直到母亲去世20多年后，父亲在去世前两年与我谈心时才提起，这让我心里一直很难过，心情沉重，内疚自责，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悲切一直萦绕在心头。

母亲尊老爱幼。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孝敬长辈，疼爱孩子。母亲很不幸，生过6个孩子，3个夭折。第一个姐姐婴儿时夭折，第二个是哥哥，他的夭折让母亲异常难过，后来她再也不吃饺子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家里包饺子，父亲母亲先后去请爷爷奶奶来家里吃饺子，把已经会走路且非常聪明好动的哥哥独自用板凳拦在屋内，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哥哥已掉进屋后的水塘里。我是第三个孩子。我的大妹妹幼时又不幸染病身故。后来，我和二妹、弟弟的健康成长成为母亲在痛苦中坚强活下去的希望。母亲一直对我非常惯，疼爱有加，直到她去世前还喊我宝宝。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永远刻在心里，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乘汽车返校，在汽车站正准备上车时，病重的母亲气喘吁吁地远远跑来，手里拿着我忘记带走的瓶装熟咸肉和咸鸭蛋，那是我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

母亲去世后，我带着对她的思念读完高中，198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工作，由于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几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提拔为部门领导干部。工作历经多个岗位，但在纪检监察干部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取得的成绩最多，连续多年被评为建湖县纪检监察工作先进个人。如今我已步入中年，经常回忆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生活时的幸福。她离开我们30年了，当年，母亲没有给我留下金钱或物质类的东西，但她留给我的是另一种丰厚的“遗产”。随着经历和阅历增加，我渐渐明白，世上没有任何财富比母亲留给我的“遗产”更让人弥足珍贵。（作者为建湖县纪委驻县水利局纪检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