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未竟事业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毛泽东曾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先生犀利深刻的文风与旗帜鲜明的呐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为此，本版刊发此文，以飨读者。——编者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的文化变革事业，或可归纳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支点，那就是“民族的自我批判”“立人”和“重振国魂”。“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必须的第一步，“立人”是至关重要的任务，“重振国魂”是底色、是宗旨。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80年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先生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牵挂着的台湾人民和东北人民，早就重见天日，永不再辗转呻吟于日本殖民者的刺刀与铁蹄之下了；先生曾亲历和悲叹“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的香港地区，也早就回归祖国，“洋主子”再也不能在那里作威作福了。方才引的这篇《再谈香港》，忧心这景象“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在鲁迅先生去世的那个时候，这亡国的危难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此后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人的脊梁挺住了，先生最忧心的“但愿不如所料”的事，终于并未“恰如所料的起来”，不特如此，中国人也终于冲破了“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样时代的“无限循环”，越来越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创造自己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捍卫自己的生态世界，培育新的文明果实。这是我们可堪告慰鲁迅先生的，也是我们应当感激鲁迅先生的。他的伟大智慧与精神，在这80年里，始终与奋斗与思考着的中国人民同在；他的文化选择，已然是中华文化的新“基因”之一，切切实实地成为民族“进化链条”里的“中间物”。

然而我们至今深深地怀念着鲁迅先生，却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这告慰与感激，我们此刻的感情比这还复杂得多，也亲切得多。我们感到他不只是属于历史的，更是属于现在的。我们感到自己在和先生一起继续努力前行。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的文化变革事业，或可归纳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支点，那就是“民族的自我批判”“立人”和“重振国魂”。“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必须的第一步，“立人”是至关重要的任务，“重振国魂”是底色、是宗旨。

“民族的自我批判”这个说法，是老一辈鲁迅研究家平心先生在《人民文豪鲁迅》一书中最早运用的。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才能焕发新的生机，突破重重难关，而不在自大与僵化中衰亡。小的民族自我批判好比人洗洗澡、抻抻筋骨，大的民族自我批判好比人生了病必须治疗。民族的生命因此而得健康常青。《诗经》中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个道理。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近乎“刻薄”地不懈揭露中国历史与中国人那些很不光彩的事。他说中国很少有“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的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随感录·四十八》），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乃至说“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略论中国人的脸》）。在他活着的时候，有人造谣说他这么写是因为“娶了日本老婆”或者“拿了苏联卢布”，有人说他是个“康白度”（即买办），但他去世之后，广大的中国人称许他是自己的“民族魂”。

是的，能大声斥责本国痼弊的文学家，是国之瑰宝，能在一个古国的“大时代”里如此斥责“吾国吾民”的文学家，尤其可贵。我们获得了来自自己的批判，就可以比较从容的反省，就可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就可以看到我们生长的契机，激起不甘沉溺的心，时时上进。若少了这自我批判，那批判我们的怕就是外来的力量与文明了，那时的批判怕就是“武器的批判”了。

鲁迅先生“骂”我们民族的文化疾病，是将他自己也“骂”在其中的，他不是自居于“启蒙者”、“先知”，他只是一个敢于正视自己弱点的中国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人们，能懂得了自己的优点与弱点、他族的优点与弱点，那才是真正的“知己知彼”。鲁迅先生当年不顾惜的正视，至今逼着我们也不得不继续正视自己的旧的或新的弱点，希求改善，而不能装作看不见，虽则还是有太多人硬要谁都“看不见”我们文化与社会中的任何弱点才放心。这是我们至今深深怀念先生的第一个理由。

“立人”是鲁迅先生在实行了“民族的自我批判”之后，开给我们的一剂药方。他在“五四”时期，曾恳切检讨近代的中国“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随感录·三十八》）可见“立人”不是旧时说的“教化”之意，甚且可以说是正和那“教化”相反对的。历代王朝的“教化”是训练顺民，而现代的“立人”是培养自尊而尊人的公民、自由而团结的中国人。其实本来圣贤说的“教化”也该是这意思，《大学》讲“明明德”，《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都是在立这样的人。

“立人”这两个字，在鲁迅先生笔下出现得很早，发表于清末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即说：“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而他后来一直念兹在兹的“思想革命”，也依然是这个意思。早在青年时，他就透过当时欧洲文明炫目的武力、财富、制度、科学等表象，敏锐地擒住了“立人”这个中西文明攸同的精髓，认为中国的生路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那些表象，而是“收其放心”，重见自己久已忘失了的“内曜”；后来即使中国共和建立、国会召开、工业兴起，他也依然一遍遍地说着“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思想革命’”，甚至“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讯》）。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鲁迅先生深一步地透视到：本当自尊、独立而能团结的“人”堕落为鄙吝、依附而又自私的“沙”，是“大小统治者”的“治绩”，也正是因为这“治绩”，侵略者才“‘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沙》），然而要突破我们民族这困境，也还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崛起为自由独立的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因为，惯于“做自己人的奴隶”才是“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肇因（《半夏小集》）！

当时许多崇敬鲁迅先生的青年人都觉得他这思路不免有些“落伍”了。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却愈发体会到，许多改革政策的落实与改革红利的释放、许多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在那最为艰难的“最后一厘米”上拦路的往往就是作为旧王朝“治绩”的、数千年积淀起来的“陋规”与尊卑意识，就是因为还缺乏独立的、积极的、敢于挺身而出的“人”！“翅膀硬了就想飞”“忘恩负义”“不识抬举”“人走茶凉”“攀高枝”……一顶顶想象中的大帽子悬在半空中，压得许多想奋勇做点实事的青年干部踌躇蹉跎——他们固然是精神未能“立”起，因而自己吓倒了自己，但他们身边的舆论环境又是如何呢？据说至今在一些地方，“有个性”还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贬义评语。甚而言之，那些怵目惊心的所谓“塌方式腐败”等现象，不也是和许多教育文化程度都颇高的人因为从未“自立”而纷纷倾向于依附性的生存方式，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吗？立人，立自尊而尊人的公民，唤起每个国人的“内曜”与担当，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彰显了新的实践意义。这是我们至今深深怀念先生的第二个理由。

鲁迅先生焦唇敝舌地致力于“民族的自我批判”，讲“立人”，讲“思想革命”，原动力就是“重振国魂”的热望。他在去世前的重病之中，还坚定地表示自己虽然参加抗日“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但“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还将“用起别的武器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他说中国人从未也不该失去自信力，中国人其实是伟大的。在他的“嬉笑怒骂”、冷峻甚至偶尔“颓唐”的文字底下，跃动的是火热的赤子之心。他勉励中国的青年“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忽然想到·十》），其实也是自勉。正是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有多么伟大，他才痛感那些文化痼弊有多么可恨、那些残忍荒唐的史事与时事有多么可悲、一个“无声的中国”有多么可怪，他才热烈地期待着“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破恶声论》）。他总是在批评中国多么糟糕，正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应该也可以是何其庄严的。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曾说，他听了最寒心的“卫道”言论是：“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先生痛斥这简直是和“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一样是“以自己的丑恶骄人”（《随感录·三十八》）。可叹的是，类似这样“以自己的丑恶骄人”的言论，到今天还仍然有称为“学者”的人在到处宣扬，说不遵纪律、不讲卫生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呀，你若忍不得、想改变，就是“洋化”了，而这么说时，听众中闻若无事者有之，闻之应和者亦有之，好像“学者”说的不是我们，或者他理应这样说我们似的。这是我们至今深深怀念先生的第三个理由。

可见，我们深深怀念鲁迅先生，正因为鲁迅先生的“民族的自我批判”“立人”“重振国魂”这三个事业都是他生平未竟、我们至今未竟的。这三个事业也本来就是必须一代代人持久踏实去做的。我们现在可以时时想起、说起这三个事业，也是可堪告慰鲁迅先生的吧。（李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