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苏区群众的奉献

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歌颂的。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记得，中国工农红军用手和脚、用英勇的战斗、用饥饿和生命编织了地球的红飘带。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的；更不知道，为了抚养和保护这些孩子，苏区人民群众经历了怎样的艰险和苦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永远不会忘记苏区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没有他们的抚养和保护，我们这些幼小的儿童，就会成为红军长征的累赘。如果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被父母背着踏上长征路，不是饿死就会冻死，或者在战斗中被敌人乱枪打死。长征的险恶环境决定，幼小的孩子是绝不可能跟随父母长途跋涉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只能忍痛割爱，将自己幼小的孩子托付给那些忠诚可靠的贫苦农民抚养。
　　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被红军留下的孩子是很多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就留下了一儿一女。仅就瑞金我所认识的伙伴就有：林伯渠之子邓苏生、邓子恢之子邓瑞生、古柏之子古忆民、刘伯坚之子刘豹生、王观澜之子王远、贺诚之子贺碎五，等等。
　　是中央苏区的养父母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的危险和生活的艰难困苦，带着我们东家藏西家躲，或者外逃他乡，甚至讨饭度日。他们对待红军的孩子视如己出，甚至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呵护有加。多数孩子都在养母家读了一点书。
　　如果没有苏区的养父母们对我们的精心呵护和保护，我们这些幼小的儿童是很难活下来的。
　　就拿我来说，红军长征时，我才刚刚1岁。妈妈彭儒是中央局挑选的可以参加长征的32个女同志之一。临走前，妈妈将我托付给我的奶娘杨长娣继续抚养。奶娘知道，天白了，白狗子回到瑞金肯定要实行报复。如果瑞生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红军呀？再加之，我的养父宋元注是招兵站负责人，也要参加长征。所以，奶娘觉得难以承担起这个担子。年仅21岁的妈妈恳切地哀求奶娘把我留下继续抚养。妈妈对奶娘说：“大嫂子，请你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奶娘对我妈妈说：“彭同志，我们也晓得，红军打仗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走吧，孩子就交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有口饭吃，孩子就饿不着。我们会把瑞生保护好的。”
　　红军刚走没有几个月，白狗子就到了瑞金。他们实行白色恐怖，烧光、杀光、砍光。首当其冲的就是迫害红军家属，连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潮陂头是一个宋氏宗族村，而且全村的人都是贫下中农。红军在的时候，几乎都是红军的依靠对象。因此，全村的人都对我很呵护。我吃过好多婶婶的奶，也吃过他们家的饭。白狗子进村后，无论躲到哪一家，都会把我藏起来。这种白色恐怖的日子经过三年，才逐步有所好转。
　　在我6岁的时候，被“转让”到瑞金大栢地高丘村姓陈的郎中家里做养子。在这个家里，我上了两三年小学。在陈家的十年中，在政治上算是平安无事了。因为这家养父是县参议员，所以，我受到了保护。
　　1949年8月，瑞金解放了。我们的亲生父母先后派人到瑞金寻找自己的孩子。解放初，我父亲陈正人是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他派警卫连龙指导员来接我回南昌。和我一起走的还有刘豹生和李新民。
　　当我们的亲生父母在解放后把我们接走时，养父母们不计任何回报，也不提任何要求，忍着泪水，把他们含辛茹苦养大的红军仔，送还给我们的亲生父母。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除了我们这些当年红军留下的孩子要牢记苏区养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知道，在苏区曾经有这样一批冒着生命危险而抚养和保护过红军后代的老百姓。他们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作出过不可或缺的奉献。笔者曾在自传体小说《风雨少年》中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故事。
　　长征时，还有一支由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组成的队伍，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就是随红军而行的担架队和挑担子的挑夫们。长征前，红军动员了成千上万当地群众参加这支队伍。光我养母那个村子潮陂头，就有70%的青壮年参加了这支队伍。我认为，他们是不穿军装的红军。除了不直接参加打仗外，他们一路上的负重量比战士还要重。他们同样要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忍饥挨饿，挑着担子，抬着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中有人受伤或者牺牲在路上，到陕北时人员已折损大半。潮陂头有很多人参加了长征，可是到1949年8月解放，竟然没有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多少个母亲，多少个妻子，整整熬了15年的期盼，却始终没能盼到亲人回来。每当想起这些人的遭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长征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永久的纪念。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苏区人民为长征的胜利所做的巨大奉献。在地球的红飘带上，也有他们血染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