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怎么编出来的

乾隆中期，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

修书缘起

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外因和内因的具备，为乾隆日后编撰《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自如点评其间，作出论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部号称“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的《四库全书》，一项有学者称为足以方轨长城、大运河的巨大工程正在不断蠕动酝酿，渐渐成熟，等待破土而出。

问世旅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从御史王应采、安徽学政朱筠请下诏求遗书。他所下旨有四个方面的要点：

一是为什么要稽古右文。乾隆指出：大者是为了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备千秋法鉴；小者是为了游艺养心之助。

二是稽古右文具备的条件。乾隆即位之初就下诏征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纂修了不少大型书籍，至四库修书前已差不多荟齐了重要的书籍。

三是规定了稽古右文的标准及收购原则。乾隆下旨，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的祖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鹜，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都无庸采取外。那些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也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也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 ，都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中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

四是准备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编写相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同时，他想要亲自过目并避免烦琐，于是在发出征书令的同时，也发出了为征书开列总目及另编简明目录的指令。当然，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及其《简明目录》的工作，仍然是四库开馆后的事了，与《四库全书》编纂几乎同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作为执行乾隆征书旨意的官员之一，对征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的具体意见。一是急搜旧本抄本，以补充前史《艺文志》的缺失。二是定国家藏书目录宣示外廷，并择《永乐大典》中古书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三是著录与校雠并重。四是收书之外，兼收金石图谱，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应拓取校录。

在朱筠之前，类似的建议也有大臣或学者提出。康熙年间，徐乾学曾提议请命儒臣，重加讨论，刊录颁布秘本。其后，查慎行参与纂修《佩文韵府》，曾拟奏请查阅《永乐大典》，以资参考。雍正时，全祖望因侍郎李绂的关系得阅《永乐大典》，“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此后，纪昀也得以阅读。不过，学者建议辑录刊布《永乐大典》及抄录行动，一直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征书的无序及收效的微弱，使朱筠建议辑佚《永乐大典》终于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就可否辑佚之事，乾隆曾询问刘统勋，刘统勋嘱托许祖京前往翰林院实际查检。许祖京查检后，以《永乐大典》虽极博，但多唐以后书，且多隶韵字，割裂散漫，建议不值得重修。后来参与争论的人物中就许祖京一人不在四库馆之列。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大学士刘统勋等上奏讨论回复朱筠所奏陈的购访遗书意见折。同日，从朱筠所请，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核。于是四库修书工作正式启动。当修书之议开始时，张廷玉的嫡派于敏中极力赞成，得鄂尔泰方正的刘统勋则反对强烈。至此，乾隆抑方正奖圆通之意表露无遗。

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乐大典》体例未协，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详定修书规条。同年，校办《永乐大典》条例议就，因乾隆认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四库即经史子集四部代称，所以书成时命名为《四库全书》。各部用与春夏秋冬相应的颜色装潢。

校核查访《永乐大典》一段时间后，乾隆让内阁传令各督抚，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收购遗书工作方全面展开。乾隆也陆续选派亲信子弟要员管理四库馆，确定修书具体人员，充实四库馆，并不断修正修书事项。同时，下令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下令各总裁妥善议定清理各省送到遗书办法。同年，乾隆担心自己年岁已大，生前见不到《四库全书》修成，于是下令编《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下令在各书提要末载明藏书人姓名，并下令在《总目提要》之外，另编《简明目录》。

一时间名儒大家汇聚馆中，主持风会，辨汉宋儒术是非，析诗文流派正伪。锻炼了人才，引领了时风学风。大批士子学者纷纷涌入京师，各类书籍也不断齐集都城，一片文化繁盛景象。

四库馆设有正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下设分纂官）、总校官（下设分校官）、总目协勘官、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督催官、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缮书处收掌、监造官，共有360人。这些人员，除乾隆特旨征召的平民学者外，都是在朝臣工，所以被统称为四库馆臣。正总裁由永瑢等担任，具体修纂工作则由总纂官纪昀、陆锡熊主持。正总裁由皇室郡王及大学士兼任，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及侍郎兼任。实际担任编纂工作的是总纂官、纂修官、总校官、分校官。

在纂修过程中，为了使官绅士民踊跃献书，乾隆制定了奖励办法。如奖书。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如题咏。进书百种以上者，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乾隆亲自评咏，题识简端。如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获得奖励者，视之为无上荣光。不过，正因为乾隆的重视，四库馆也就颇充斥终南捷径味道。乾隆的亲信大臣如和珅、阿桂、福隆安等派入馆中，得到了文事锻炼。有过大臣入馆，有后效者，则获东山再起机会。而为四库馆做抄缮工作的如洪亮吉等士子，则获得了发展契机。当然，也有一些士子自备斧资入四库馆做抄缮工作。这些抄写者共3800多人。总之，各类人等的期许，在四库馆中得到了大小不等的满足。当然，也有与四库馆学风不合而离开四库馆的，或望馆兴叹品评四库修书是非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初六，《四库全书》第一分书完竣。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御文渊阁赐《四库全书》总裁等官并赏赉有差。随后，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四库全书》三分，安置到文汇、文宗、文澜三阁。紧接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告成，并改定《四库全书总目》编次。年底，第二分《四库全书》（为文溯阁陈设者）缮竣。乾隆四十八年（1783），贮藏在奉天文溯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文津阁《四库全书》成书，乾隆五十年（1785），贮藏在热河文津阁。乾隆五十二年（1787），续抄《四库全书》三份成，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乾隆五十五年（1790），令士子得入翰林院抄阅《四库全书》副本，掌院不得勒阻留难。

不过，四库修书虽然基本上告结，但增补删改的后续工作仍在进行。到嘉庆八年（1803），则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对《四库全书》续缮的工作。到嘉庆九年（1804）二月初一，军机大臣庆桂等才上奏称文渊阁空函书籍排架告竣。四库修书至此才真正结束。

不过，因诸种因素，七阁《四库全书》质量是不一的。备乾隆御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最精，而文溯等阁《四库全书》次之，因为它们只是为乾隆巡幸时而备。此外，各阁书籍还存在大小不等的错讹疏漏。为此，乾隆曾处罚了包括皇子永瑢等在内的四库馆臣，尽量减少这些错讹。陆锡熊逝于前往盛京（今沈阳）覆阅文溯阁《四库全书》的途中。而陆费墀被惩罚得倾家荡产。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初十，纪昀还赴热河覆勘文津阁《四库全书》。而终乾隆一朝也未告办竣的各份《四库全书》缮竣后的空函书籍，至嘉庆初年才告结。当然，以上不足，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修纂大型书籍避免不了的。

价值与意义

综观《四库全书》，共收录了3503种古文献，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以上6组数字为陈垣统计），总数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民国学者杨家骆所统计字数），汇总了中国十八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典籍，并梳理了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而它的刊刻、装帧与典藏技艺则传承了古代文化艺术，是对十八世纪及其以前古代学术文化进行的一次大总结，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保存了中华文脉。从它成书之日起，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性地位。学者把它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相比，以及清亡以来的影印之举，以及北洋、民国政府把它作为交好世界各国的礼物，也很好展示出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璀璨明珠的形象。当然，因政治、技术、管理诸方面的原因，以及四库修书任务的庞大，它的缺憾自然也在所难免。即或如此，它传承下来的典籍也使它成为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汇结。故而，它的缺憾丝毫无以撼动它的“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季羡林语）的地位。

《四库全书》修成之后，随着清政府的衰败，战火使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了，保护弘扬之责刻不容缓。

（陈晓华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明清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