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论

王安石变法，犹如在死水中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了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关于变法之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不乏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打击对手，但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却始终保持君子风范。

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认为变法急功近利，老百姓非但没有得到好处，甚至反遭其害，于是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之主张。而王安石认为现在不变法，国将不国，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两人在变法的态度上可谓是针锋相对。

不过两人私交一生笃密，互慕对方才华。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而王安石对于司马光的评价也是很好：“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点只是政见不同，同在官场，又是两个忠君之臣，岂能无争论？一团和气才不正常，他们各有各理，只是无关人格和生活。

到了民国时期，又有两位大师发生了君子之间的争论。这两个人就是胡适与章士钊。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比胡适大了整整10岁。

两人曾书信频频。1915年章士钊在一封信里对胡适说：“在他报获读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而胡适也在信中说：“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既有意通问讯，适国内忧攘，卒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足见两人是相互仰慕。

不过，时代在进步，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使用白话文。而章士钊呢，却一直提倡复古，主张使用文言文，由此，两人论战不断。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宣称“文字须求雅训，白话恕不刊布”，并且极力攻击白话文，说什么：“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对此，胡适回敬道：“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

不过两人吵归吵，却很少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痛打落水狗”之类的文字。1925年，胡适在段祺瑞政府招待会上与章士钊同席，章主动提出饭后要和他合影留念。照片洗出后，章士钊题一首白话诗赠给胡适：“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并附上一封信，内云：“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惟其中二人合拍一张，弟有题词。兄阅之后毋捧腹。兄如作一旧体诗相酬，则真赏脸之至也。”胡适按照章士钊的要求，题了首文言诗回赠给他：“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能够一起合影，并且附上调侃的诗句，足见两位大师的雅量与君子之风。

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无论是司马光与王安石，还是章士钊与胡适，他们之间的争论，只限于彼此的政见和学术，没有诋毁对方，就是一种君子之论，因此更显人格的高贵！（罗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