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代代传

1946年8月1日，我穿上了军装，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宣传队的一员。那年我才11岁，虽然军装过膝，肥肥大大，不太合体，但是每天都要去照照镜子，看看穿上军装的小兵有多神气！走在大街上，也觉得行人的目光大多落在我的身上。想起那时一些并没太在意的事情，今天倒觉得很感动人，那些故事几乎成为经典。

一

1946年岁末，哈尔滨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雪片把军营装扮成一个洁白的世界。

回民支队有个老规矩，每到年终，各部门都要召开一次民主大会，请战士给领导、下级给上级提意见。按照惯例，我们政治部所属单位也聚集在一起开民主会。政委、政治部主任、科长、队长、协理员、司务长，凡是有职衔的领导，全都衣冠整齐地端坐在会场一角，表情严肃地拿个笔记本，记下战士和下级对自己的批评。

炊事班有个叫储孝贤的炊事员，在民主大会上给政治部主任李子华提了个意见，说夏天有一次看见李主任在大街上叼着烟卷抽烟，还没系风纪扣，太散漫，一点军人风纪也不讲。他话音未落，会场上的人们就纷纷交头接耳，有人甚至笑出声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李主任从来不吸烟，还反对别人吸烟。有人以为储孝贤这回可惹了麻烦，不了解情况乱扔“手榴弹”，非吃一顿批评不可。想不到李主任站起来和颜悦色地说：“小储同志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从来不抽烟。不过小储同志的批评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在一个单位共同吃了几年的饭，炊事员却不认识自己的主任，这说明我不深入实际，很少到炊事班和大家聊聊天、谈谈心，犯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错误。小储同志让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自己的缺点，我感谢小储同志的批评。”听了李子华主任的这一番话，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宣传科长简群说：“对待批评就要有子华同志这种包容态度，举一反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二

1948年冬季，辽沈战役已全线告捷。宣传队根据新解放区的形势，赶排了一出小歌剧《三担水》。剧情发生在新解放区的农村，由于某些反动宣传，部队进村后，老百姓都惧怕“八路军”，躲着“八路军”，军民关系很不融洽。一个外号叫“老资格”的小战士，给一位老大娘挑了三担水，老大娘对比“中央军”对老百姓的态度，改变了对解放军的看法。我在戏里演老大娘的小儿子栓子。

事情虽然过去了一个甲子之多，可是当年演戏的场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大娘不让“老资格”再去挑水，“老资格”撒个谎又挑了一担。大娘怕他再去挑水，就让我（小栓子）跟着小战士，看住他。可是半路上“老资格”以教小栓子唱歌为条件，让小栓子回去先在战士屋里等着，就这样“老资格”终于又挑了第三担水。

战争年代，部队每到一个新解放区，总有个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认识的过程。老百姓不是学文件或听报告才认识你、接纳你，而是看你的具体行动。比如“三担水”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买卖公平这样的点滴小事，都折射出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本质，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三

1948年冬天，我只有13岁，去了警卫连。警卫连的张连长是位山东汉子，长着一脸大胡子，说话声粗，脾气倔，打仗勇敢，立过战功，是回民支队的名人。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全连开展识字竞赛，分三拨儿，一拨儿是高小，一拨儿是初小，一拨儿是文盲，你们宣传队说你‘初中’都毕业了，26个文盲就由你来‘扫’了。”我本来也是文盲，两年前，宣传队马文忠队长给我找来半部《水浒》当课本，所有队员都给我当老师，不到两年，我便认识了3000多个常用字。看来张连长对我颇有些了解。

文化教员帮我编了一个800字的识字课本，都是常用字，还发给我一本《小学生字典》，我备了一天课，第二天就开课了。

自己没上过学，却当起了“小先生”，我心里美滋滋的，教得很起劲儿。可是没有料到，头一天就遇到一个“刺儿头”。在我教的26个战士中，有个叫陈大成的，是警卫连的射击能手，无依托立射，他10发子弹打了96环；卧射打了98环。练兵打仗都是好样的，就是不爱学文化。他说：当兵的手是拿枪的，拿笔杆儿那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上课时，他脸朝外坐在门槛上，给我个后脊背看。我点他的名，他不搭理我；我叫他坐到教室里边来，他说门口空气新鲜。我忍不住批评他不遵守纪律，他倒反过来质问我：“你能把反动派讲投降了吗？能，我就学，不能就别耽误我练射击。”

第一堂课就闹得我下不来台，这个陈大成看我年纪小，竟然当着大家的面顶撞我，伤害了我本来就很脆弱的自尊心。我满肚子委屈，下课就去找张连长告状，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张连长一边听一边笑，安慰我说，这个陈大成哪点都好，全身都是优点，就是害怕学文化。他想了一会儿又说：“别抹眼泪儿了，再小也是个军人。陈大成不对，明天我让他主动向你作检讨。”

我心里想，这么捣蛋的兵，就得让他蹲几天禁闭。作检讨？他要能那么听话，就不会在课堂上故意捣乱了。说来也怪，第二天晌午，陈大成像个惹了祸的孩子，涨红着脸，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用低低的声音说：“昨天我错了，我向老师作检讨，求你跟连长讲讲情，我承认错了，我改，一定改！”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连长略施小计使他提高了对学文化的认识。

头天下午，陈大成在司令部大门站岗，有个他不认识的人要外出，交给他一张准假条子。陈大成装模作样地看了又看，见条子上还盖着章，就放行了。过了一会儿，连长慌慌张张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有个开小差的，你放行了吗？”

陈大成说：“没有！凡是放行的人，都有出门的条子。”连长要过出门的条子，逐一看了一遍，挑出其中的一张说：“我替你站岗，你去找个识字的人，请他念念这是张什么条子？”

陈大成满不在乎，拿上条子就走，几分钟后，却耷拉着脑袋站在连长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那张条子是炊事班买酱油开的发票。连长连挖苦带讽刺地说：“射击能手怎么把打酱油的发票当准假条子了？放走了开小差的……学文化有啥用呀？”

“有用，有用。我错了，连长，你别吓唬我了。”陈大成连声认错。

连长依然板着面孔：“你必须向小高老师作检讨。他要是原谅你，这事儿就算拉倒。他要是不原谅，这事儿没完。”

张连长真会做思想工作，一句大道理没讲，也没有粗言暴语的批评，只是通过一件事实，就把这个不爱学文化的“顽固分子”的思想打通了。陈大成从此认认真真地学文化，上午练射击，下午学识字，有时没达到一天认10个字的目标，就一直学习到深夜，不攻下“碉堡”不睡觉。终于，他在“射击能手”的头衔上，又加上一个“识字能手”的光荣称号。那年，他被评为“文武双全”的警卫战士。（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