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是这样炼成的

曾经，一曲《红梅赞》红遍大江南北，让“江姐”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在很多人心目中，江姐是凛然正气、顽强不屈的革命烈士，她和她的战友们都是红岩精神的化身，是从渣滓洞的牢房里升向天空的丰碑。这当然没有错，却不是完整的江姐。

如果我们知道她的童年生活和情感世界，深入她最后岁月里的所思所想，就会看到忠于信仰、舍生取义的后面，有一个有勇有谋、有胆有识、有血有肉的江姐，有一个曾经那样鲜活、真实的共产党员。

一

江竹筠人生最初的打开方式，是寒门子弟外加“学霸”。

她原名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富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她的父亲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漂泊、流浪，一年两载才回家一趟。出身城市平民、不会种地的母亲一人带着女儿和儿子，在农村勉强度日。好在有宽裕起来的娘家不时接济，日子虽然贫穷，倒也不曾短了吃喝。

人所共知，大规模的水旱灾难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每次灾难后，“人相食”“路遗骨”的记载不绝史册。竹筠8岁那年夏季，包括竹筠家乡在内的四川多地就发生了这样一场大旱。眼看母女三人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在重庆的三舅李义铭来信，让她们到重庆共克旱灾。这个三舅可是家族的奇迹、“读书改变命运”的典范。出身贫寒的他，靠受教会资助考上华西大学，毕业后从医，以此起家，当时已是重庆精益中学校长、红十字医院院长、蜀通轮船公司董事，还有独自开办的义林医院，是重庆城颇有分量的人物。

到重庆对竹筠的人生大有好处。因为她有了读书的机会。10岁时，母亲想方设法省下钱，把她和弟弟送到了重庆道门口的一所教会小学。

竹筠对第一次上学刻骨铭心，她多年后总是对人说，她和弟弟跨入校门时，回头一望，母亲正在后面笑着抹泪 。然而，这次令母亲流泪的上学生涯只持续了一个学期，父亲供职的蜀通轮船公司破产，父亲竟然又撇下母女三人，自己回老家去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竹筠辍学进袜厂当童工。小小人儿还没有机器高，只好站在特制的高脚凳上操作。

好在这样咬牙坚持的日子不算太长。在三舅帮助下，12岁时她重新走进小学校园。

有亲人的帮助，竹筠的童年并不完全是泡在苦水中长大的。但是，父亲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母亲的刚强与辛苦；以及逃过荒、当过童工的苦难经历，都给她年幼的心灵划下了深刻的痕迹，养成她踏实、独立、倔强、敏感的性格。她决心努力读书，早日工作养活母亲。

“学霸”模式就此开启。从12岁到21岁的九年里，她先后到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读小学、中学，最后考入黄炎培开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直至1941年夏毕业。这九年的学校生涯，竹筠过得有声有色，小学一年级一学期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四年级，成绩仍是全年级第一。在南岸中学学习期间每学期都拿奖学金。舅舅李义铭以她为荣，把她获得的、代表学校最高奖励的盾牌置于书房，哪怕她身陷囹圄，时人谈之色变，依然不换。

竹筠的“学霸”行为还在继续。1944年9月，她工作三年后考入四川大学。这次入学并非有意为之。这时她已是党员，也有了社会职业，本来并没有学习计划，仅仅是因为这年5月，党组织安排她撤到成都隐蔽，她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因而在6月初决心考四川大学。短短两个多月，竹筠复习、补习全部高中功课，竟然顺利在9月考入川大。许多人对此都觉得匪夷所思，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居然在特务林立、人身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复习；居然在离校三年、未完成全部高中课程的情况下，考上大学。

事实上，作为天资不太聪颖的“学霸”，竹筠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自律和比常人更加努力的勤奋。平时她不言不语，文静到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要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她就会问个不停，完全没有那个年代女学生惯常的羞涩和好面子。小学同学卜毅对此印象深刻。

一次，卜毅被问烦了，说她：“你有完没完？！”她反倒理直气壮地搬出孤儿院小学里学到的基督教粗浅教义，滔滔不绝地教训：“同学之间应该仁慈博爱互相帮助，你这样不耐烦，是不是忘了做同学的根本？”她一反常态的泼辣模样实在是呛人，让同学们很是目瞪口呆，由是获赠“地胡椒”（巴渝一带一种很辣的辣椒）的绰号。

二

正如所有的英雄都有其成长的轨迹，江姐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姐”的。

随着“学霸”模式一路开启，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竹筠走的会是三舅学而优的路子，有个良好的事业，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

但是，时代的洪流已经扑面而来，并猝不及防地改变了她的命运。

抗战爆发的时候，竹筠正上中学。

“要做斗士，不做装饰！”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女性中流行的一句话，竹筠非常喜欢，奉为圭臬。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大环境和身边党员老师们的启发下，竹筠骨子里属于“地胡辣”的辣性被彻底激发了。她和同学们一起，成群结队走出教室，涌向田间、街头，组成歌咏队、演讲队、壁报队、募捐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

她很快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已经不同于几年前一个党员皆无的荒芜状况。早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当作目前党组织“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川东地下党因此迎来了大发展。各大、中学校是发展党员的一个重点。于是，在中国公学附中就读的竹筠成为大发展中的一名党员。

竹筠的同学兼好友戴克宇是学校党支部委员，她介绍竹筠入党，支部书记李培根则是她入党的批准人和宣誓见证人。多年后这对夫妻还能够清晰回忆起竹筠入党宣誓的情景：那是1939年的一个夏日，学校附近幽静的竹林里，她庄重地举起右手，小声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很显然，不管这对夫妻日后见证了多少次入党宣誓的场面，竹筠的这次宣誓给他们的印象绝对是最深刻的。

三

入党不久，竹筠很快发现她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

因为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开始不断在国统区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大后方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紧张。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大后方党员隐蔽起来，转入到地下。在突如其来的时局改变中，许多习惯了轰轰烈烈公开工作方式的党员茫然无措，举止失当，而竹筠却适应良好。她踏实、稳重，遇事冷静、沉着，善于联系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很快在地下环境中崭露头角。1940年秋，就有了生平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那时环境恶化，她所在的江北县党组织，几次发生党组织被破坏、党员被捕的事件，连续三任县委书记被川东特委、重庆市委紧急疏散，但是，她领导的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而且还有所发展，显露了她作为优秀地下工作者的素质。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她为澄清“皖南事变”真相巧撒传单的故事。那时新四军被诬蔑为“叛军”，所有报纸、媒体都不得发表为之辩白的报道，普通人根本不知事变真相，周恩来为此在《新华日报》被开“天窗”的空白处愤然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传单，竹筠所领导的党组织也接到这个任务。

那时到处都在抓人捕人，竹筠不能暴露自己，就和何理立商议着深夜将传单放到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可是竹筠和何理立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动众人怎么办？恰好那时很流行交谊舞，两人便商定临睡觉前教大家跳舞。一干女生劲头十足，最后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睡着了。夜半时分，二人轻手轻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就用石块把传单压在门口和走道上。第二天早晨，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们看到传单，全校大哗，纷纷同情新四军，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发动内战的不义之举。

而竹筠的秘密活动还在继续。《挺进报》是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只在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传看，却因小说《红岩》而扬名中国。但在国统区秘密办份报纸，供稿、刻印、投递都是大问题，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投递，很长一段时间内竹筠就承揽了大部分的分发投递工作。

白色恐怖中一份报纸要经过重重关卡安全送达收件人手中可不容易，每个环节都要确保安全，不能出错。竹筠为此智计百出，费尽心血。邮检严格，她就想方设法找来国民党财政局等国家单位的信封；街头邮箱被盯，她就通过邮局人员内部投寄；有的地方不通邮，她就建立秘密转发站专门分发。在她手中，《挺进报》的发行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地下党员王珍如曾参加过一次投递工作，她清楚记得，当时竹筠和她好像一对出门逛街的好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竹筠一边和她说笑，一边四下望了望，没有等王珍如意识到，竹筠已经从旅行袋中取出一沓早就装好的信封扔进邮筒，说笑着离开了。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当人们感叹她负责《挺进报》发行时的举重若轻，传颂她在敌人眼皮下将一份份报纸安全寄出的智勇双全时，却不知这一切，都源于长期地下斗争的锤炼。

竹筠就是那个时代优秀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在恐怖高压之下他们必须化身为普普通通的职员、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甚至挑夫、苦力，在为个人衣食奔波之际，还得时刻把完成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们还要像《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一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在广交朋友中隐蔽自己。让人难以适应的是，他们不得不常常辗转各地、变换职业、更新身份，这或是因为组织需要，或是受到敌特怀疑，或是环境所迫；更考验人的是，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天，而是一周、一月、一年，周而复始，似乎没有尽头。

大浪淘沙始见金，正是经过这样长期的隐蔽生涯的熔炼和摔打，她才成为人们熟知的稳重大方、沉着机智的“江姐”。

（简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