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文化自信

由姓氏、而民族、再至宗教的中华文化观，是陈垣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同流俗，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

在1920至1930年代，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后，在文化的前途问题上出现了各种思潮与主义的碰撞和交织，易走两个极端：或者持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华文化优越，而拒绝接受外来影响；或者持全盘西化观点，要将西方文化全盘带入。而陈垣由外来宗教史推出的文化观与二者皆不相同，他既反对前者的封闭保守，又反对后者的极端崇洋。他对中华文化具有坚定的信心，但同时也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

如果说，1900年代至1930年代陈垣更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那么到1940年代，结合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和他的其他成果，可知陈垣规划《伟大之中华民族》一书，其实更着重于强调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命力：“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通鉴胡注表微》）而保持生命力之关键，则是陈垣在“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和《清初僧诤记》（1941）中论证的“贵能读书而不仕”之观点。可见，《伟大之中华民族》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与“宗教三书”一样，都包含了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对自身处境和国家民族处境的深切思考，是对外族入侵所产生的文化保存和发展问题的时代回应。

总之，陈垣始终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研究氏族学，不知中华民族之大也”，“善能吸收外来民族，故能继续发展而不衰老”（《伟大之中华民族》），也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便是陈垣的文化观的要义所在。

——节选自刘贤《从一则新史料看陈垣的文化观》，原载2014年5月1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