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 福佑中国
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来自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考察报告《中国》。他使用的称谓Seidenstrassen是复数，包括四条路线，按顺序分别是：1.从中原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跨越葱岭进入中亚和阿富汗并通往西方的道路；2.从西藏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线路；3.从中国沿海向南航行，再经由东南亚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4.从云南到缅甸和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的路线。李希霍芬认为，张骞通西域打通了第一条路线，这条路线从此成为经典的“丝绸之路”。同时他也补充说，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邛竹杖和蜀布，由大夏商人从印度购得（见《史记·大宛列传》），因此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第四条路线已经存在。
如果我们跳出“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传统思维，将丝绸之路从单纯的“贸易路线”扩展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路线”，不难发现，丝绸之路的各条线路，尤其是跨越葱岭的经典路线，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畅通。不仅如此，史前时代，从我国新疆经由中亚通往伏尔加河—顿河平原的内陆欧亚草原之路，也是顺畅无阻的。正因为史前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文明才如地平线上的曙光，诞生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陲。
史前丝绸之路催生中国文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温带欧亚大陆东端已有了许多考古文化遗存。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黄河中游有发达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向黄河上游发展为马家窑文化，东边则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相接。长江下游兴起了良渚文化，辽河流域兴起了红山文化。此后，仰韶文化逐渐为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所取代。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并没有绝对的政治中心，没有能称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实体，呈现出“满天星斗”般的“无中心的多元”态势。
距今3700多年前，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出现了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是目前考古学界确认的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使中国文明史发展到“有中心的多元”阶段。二里头遗址所反映的商代早期（可能早到夏代）都邑，就是最早的“中国”。从此，东亚核心地域才开始作为一脉相承的中国文明发展起来。最早的“中国”位于今日祖国版图的中心地带，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交界处，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分界线上距青藏高原最近的地方，恰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路线——史前丝绸之路经中亚、新疆和河西走廊进入东亚暖温带季风农业区后的第一站。由此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呈扇形展开的古代中国文明，在以青铜冶炼技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诸多文明要素的催化之下应运而生。
青铜冶炼技术对社会复杂化的突出贡献，使考古学界以青铜时代作为东半球主要考古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距今1万至6000年前，世界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出现在地中海东岸，较早传播到欧洲和伊朗高原等地，而传播到东亚则晚到距今4000年前后。从中亚草原通过新疆北部到天山一线，经哈密盆地到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地区，有一条“青铜之路”，是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原的主要路线。
公元前1700年前后，在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内蒙和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同时出现了成批的青铜器。至此，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大地上臻于完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群，拉开了中国青铜时代高潮的帷幕。二里头的官营青铜器铸造区紧邻宫殿区之南，除了礼器群之外还有大量兵器和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出土，后者可以在新疆天山沿线找到渊源。东亚经历漫长的玉石时代，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礼器群突然集中出现，是社会急剧复杂化的标志。二里头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封闭式宫殿区，是中国最早的带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远超一般建筑体量的宫室建筑，体现了王权国家的特征。
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大量吸纳了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要素。二里头出土的铜矛、斧钺等兵器，样式源自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驯化自近东的动植物牛、羊、小麦、大麦，自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至4000年）时代开始，逐渐自西向东普及于黄河流域。用牛羊骨骼占卜的习俗，始自甘青一带，然后传播到中原地区，成为数百年后殷墟甲骨文出现的文化基础。原产于印度洋的海贝也从马家窑文化起盛行于西北，逐渐输入中原，成为奢侈品甚至货币。
以二里头及其后的二里岗、殷墟等遗址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明，向外发散出强大的文化冲击波——并非军事“硬实力”的扩张，而是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周围各族群以这一文明核心为上，接受中原文明要素，“咸来宾服”。无论是长城以北的内蒙敖汉旗大甸子贵族墓，还是长江上游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或安徽、上海的同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二里头式的礼器群。重要的玉礼器牙璋广泛分布于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在内的秦汉王朝版图之中。至此，“中国”雏形初现——这就是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所覆盖的范围，也即温带亚热带东亚适宜农耕的广大地区。
马和马车、冶铁术等东传与大一统政权形成
最早的“中国”形成之后不久，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一项文化要素，深刻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驯化马的传入。人类对马的驯化最早发生在约5500年前乌克兰到哈萨克草原的广大地区。距今4100至3800年前，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文化出土了最早的马拉战车。驯化马于商代晚期都邑殷墟遗址（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突然出现，并伴随马车出土，很可能来自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的交流。如果说中国的诞生是以青铜冶炼技术为代表的欧亚中西部因素与东亚本土因素交融，促进社会复杂化的结果，马和马车的进入中原，则为中国从农耕为主的王权国家走向农耕和游牧结合的大一统政权奠定了基础。
殷墟战车主要是单独出土，可能是指挥平台。而周灭商的牧野之战中，周武王投入“戎车三百辆”击败商纣王的军队，此时周人大概已学会了车战。西周以降，马车和战马大规模出土，大型贵族墓葬中常有几十辆马拉战车一起出土。车战成为春秋各诸侯间主要的作战方式。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发了中原各国竞相装备骑兵。骑兵的迅速发展催化了战争手段的多样化，为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铺平了道路。
也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源自小亚细亚的冶铁技术经中亚传播到中原地区。铁制农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障了秦汉大一统政权的经济基础。秦始皇修筑长城、秦直道，列兵马俑阵，而此前秦国就掌握了空前的大型石刻技术。近来考古学界一直试图寻找这些新技术的来源。虽然目前还缺乏此时期西亚各种技术传播到中国的直接证据，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前221）之间中国物质文化的剧变，与马和马车、道路交通、冶铁术、大型石刻等技术经丝绸之路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已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秦汉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可能也是受到中央集权制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启发。
秦汉大一统政权主要的外部威胁是北方的匈奴。汉武帝出击匈奴大获全胜，从此中国从单纯农耕的国家向“农耕—游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前139至前115）的成果，不仅从官方连通了葱岭两侧和中国西南的丝绸之路路线，也为汉代在西域和西南建立了直接统治——西域都护（前60）和西南各郡。中国自此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张骞的这一功绩，奠定了直到今天的中国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丝路上多民族融合重塑的中古和近世中国
西晋末年，农耕与游牧复合的大一统政权最终瓦解。东晋十六国时代北方的多民族割据局面，与丝绸之路的形势分不开。欧亚大陆中低纬度农耕文明地区的变乱和气候变化，使生活在中高纬度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相继南下——罗马称为蛮族入侵，中亚和印度是匈人（Hūnas）入侵，中国则有十六国政权建立和鲜卑族北魏统一北方。纷乱中成长起来的隋唐中国奠基者关陇集团，胡汉杂糅，文武双全，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东晋至隋唐时代，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文化因素输入中国。东晋时期，佛教从印度经西域大规模传入中原，南北朝时达到极盛；唐代，来自波斯地区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中原发展起来。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亚的粟特人主导东西方贸易，极大促进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活跃。隋唐中国文化高峰的出现，特别是唐长安城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繁荣，完全是丝绸之路的惠赐。政治上的胡汉合流和文化上的中西合璧，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盛唐时代。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是盛唐中国形成的推动力，那么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宋代中国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必要条件。初创于唐代的广州市舶使在宋初改称市舶司，后增设于杭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地。这些管理海上贸易的机关逐渐成为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偏安江南的南宋时代尤为如此。广州、泉州等港口贸易十分发达，丝绸、瓷器、茶叶远销印度、阿拉伯和非洲。而北方的辽金特别是西夏则大大受益于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新疆的高昌回鹘、于阗商人，印度商人和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大食商人云集西夏，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原与西域、北方丝绸之路贸易的中转站。唐末至宋代云南的南诏、大理政权则控制了西南丝绸之路贸易。随着9世纪末吐蕃王国解体，藏传佛教在11世纪进入后弘期，四大教派兴起并向周边传播开来。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西藏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河西走廊发现的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文献中有大量藏传佛教内容，后来蒙古统治者也在西夏地区最早接触并接受藏传佛教信仰。
蒙古崛起深刻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蒙古征服打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使远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商人都能够畅通无阻地抵达中国进行贸易。空前的多民族交往和大一统政权重新确立，为近世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从明代的统一国家建设到清初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都是对蒙元制度的传承。无论是国家的行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精神生活方面的“软实力”建设，明清统治者都继承了元代以来的框架。明朝的羁縻卫所和“改土归流”，满清与蒙古和关内汉族的文化整合，明清藏传佛教国家信仰的发展等，都是大一统政权构建多民族文明共同体的尝试。这一系列努力试图回归汉唐以来丝绸之路在中国缔造盛世的伟大精神，并在康乾时代达到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丝路变迁与中华民族复兴
然而就在明清时代，丝绸之路贸易陷于停滞。明清朝廷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使之蜕变为朝贡贸易。入关的商团成为贡使，只能由少数代表携带部分优质商品前往北京，一部分贡献给皇帝，一部分在北京市场上出售。他们会得到皇帝的优厚赏赐，以体现朝贡贸易中奉行的“厚往薄来”原则。整个使团的大部分人“存留”于边关，也能得到皇帝名义上的赏赐，往往是一匹绢或布。这大概是丝绸之路贸易最后的象征了。
从此，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中外商品畅通无阻的大道，而只是明清朝贡贸易诸多渠道中的一条。同时，明清统治者重本抑末，一次次实行海禁，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下去。西欧殖民者来到东亚，夺占了贸易利权。1511年8月15日，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使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贸易路线中断，西方主导的新航路秩序取代了海上丝绸之路秩序。1641年，荷兰人夺取马六甲，以印度尼西亚香料贸易主宰丝绸之路贸易。二百年后，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不平等贸易迫使中国金银外流……列强支配东亚海洋秩序的局面，直到另一个8月15日才告结束，那就是1945年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的霸主美梦破灭，东亚新的海洋秩序才逐步确立起来。此后直到冷战结束，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才为丝绸之路的重新连通扫除了障碍。
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与繁荣及其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中断，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历史背景。重振丝绸之路，是从中国文明发展规律出发的重要战略布局。丝绸之路通达则中华文明昌盛，丝绸之路中断则中华国祚式微。这条物质文化交流路线，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生命线，是中国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居于世界最发达之列的保证。古丝绸之路再造了历代中国，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来自于几千年来东西方交往的潜移默化之功。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必将重启丝绸之路精神的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文明共同体创造美好的未来。
（万翔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