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清风扑面来—— 重庆市“三项治理”一年回眸

山城清风扑面来 
—— 重庆市“三项治理”一年回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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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领导干部坦言：“一个春节见到的‘红包’就在10万元以上。”
   有群众议论：“车越坐越好，离老百姓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有专家疾呼：“有的领导干部直接以权力、资金入股经商办企业，与民争利，把腐败隐蔽化，公权私有化、期权化。”
   重庆市纪委组织拍摄的一部专题片中，有领导干部借婚丧嫁娶、子女升学、搬迁新居等大操大办、聚敛钱财的场景；有群众对一些干部乘坐豪华公务车招摇过市的指指点点；有企业负责人对主管部门领导假公济私参股分红的无可奈何。
   不过，更让人过目难忘的，还是那一张张追悔莫及的面孔、一句句声泪俱下的忏悔，这些特写画面属于被查处的腐败分子。
   “必须下大决心，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
   在铁山坪脚下的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门口，矗立着一块醒目的晚霞玉巨石，上刻6个大字———“拒腐蚀永不沾”，而从赭红色的晚霞玉往山上望去，就是渝州监狱的灰色高墙。
   2010年3月26日，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开馆，第一批参观者是市委全体常委和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在基地的会议室内，召开了市委专题常委会，主题是针对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违规经商办企业这三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研究部署集中开展“三项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红包”问题是温水煮青蛙，腐蚀了不少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问题比较普遍，我们不能迷迷瞪瞪；经商办企业问题，真正摊开了，量是不小的，对党和政府的影响不可低估。“必须下大决心，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
   2007、2008两年间，重庆市连发“7·26专案”和“3·23专案”等多件贪腐大案，直接涉案的副厅级以上干部达10余名。
   “贪如水，不遏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自焚。”对正处于大改革大发展阶段的重庆市来说，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很可能为腐败滋生提供温床。如何做好防治腐败工作，让国家和人民利益少受损失，同时也保护挽救一些“摇摇欲坠”的干部？
   “通过开展专项治理，把我们一部分可能犯错误的干部阻挡在监狱的大门之外。”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敬业表示，教育和挽救干部是“三项治理”的重要出发点。
   明确“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原则；对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重庆把“三项治理”作为防治腐败的有力手段，坚持惩处和规范相结合，以重点带全面，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遏制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的势头。
   重庆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开展“三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以及治理三个问题所对应的工作方案和处理管理办法，形成“1+3+3”方案体系，明确“三项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方法步骤和机制建设等，对相关问题都给出了具体解决办法，让治理有的放矢、有章可循。
   “三项治理”着眼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方案明确：凡是在2010年6月10日前主动上交“红包”、停止使用超标准公务车的，在2010年9月30日前主动整改违规经商办企业的，一律从宽处理，不搞“黑名单”，不搞“秋后算账”。而对心存侥幸，过了期限仍拒不申报、整改存在问题的，对隐瞒事实真相、企图蒙混过关的，对继续顶风作案的，严肃查处。其后，针对6月10日后公务人员收受“红包”如何处理的问题，又及时明确了“交比不交好，早交比晚交好”的政策。为此，重庆市纪委专门在重庆银行开设了“581廉政账户”，开通了12388举报电话。
   徐敬业认为，强调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政策，不是放松和削弱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和要求，而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如何打好这场“攻坚战”？
   可以说，“三项治理”所要解决的每一项，都是沉疴痼疾，而且涉及面广、敏感度高。但解决好这些问题，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何打好这场“攻坚战”？重庆市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等进行专题研究，确定由市委副书记张轩牵头，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负责， 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市检察院等18个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会扩大到区（县）直部门、乡镇（街道）党政负责人参加，动员之广泛前所未有。
   记者注意到，“三项治理”的每一项治理内容都划分了自查自纠、专项督查、严肃查处和源头治理完善制度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明确了不同任务，特别是对自查自纠提出了严格时间限定。
   “我们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早动就主动，后动就被动。我跟县纪委书记说，首先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綦江县委书记王越告诉记者。
   綦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程传洪介绍说，该县通过纪检监察短信平台，每周一次向全县公务人员发出“温馨提示”，明确时限、强调纪律。例如针对“红包”治理，从每周一次到每周两次再到每周三次，以“倒计时”形式督促公务人员在限定期限内主动上交所收受的“红包”。
   “我也收到了短信提示。”王越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綦江县“三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温馨提示———已收受红包的公务人员，市管干部应在2010年5月10日前主动上交……
   “对我县市管干部收受‘红包’和违规用车提出的整改时限，比市里的规定提前了一个月，体现了对主要领导的从严要求。”程传洪说。
   为督促各单位认真开展治理工作，万盛区、永川区、荣昌县、綦江县等地还实行“周报告”和“零报告”自查制度。如，綦江县“红包”治理工作明确要求，各街镇各部门从2010年4月15日起，每周一必须向县纪委党风室报送一次自查清理情况，“零报告”必须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方能上报。
   然而，有些干部仍然心存侥幸，拒不申报整改，等待他们的则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
   大渡口区劳动局原局长杨某收受“红包”10万元，在自查自纠阶段仅主动上交3万元。大渡口区纪委根据群众信访举报，经多方取证，最终使企图蒙混过关的杨某最终受到了党纪和法律的严惩。
   2010年12月15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廖觉超站在被告席上受审。检方指控廖觉超在1998年至2010年5月间，利用担任忠县县委书记、重庆外侨办副主任职务便利，先后83次收受16名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万余元。2010年12月24日上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廖觉超犯受贿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廖觉超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追缴其违法所得386万余元。
   ……
   使“做清官是大智慧”成为共识
   截至2011年3月15日，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7654.26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本着务实、节俭的原则，采取拍卖、调整用途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处理；45833名领导干部填报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其中1252人申报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纠正违规违纪问题255件。
   “通过‘三项治理’，全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作风进一步好转。”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在2010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结中这样描述。
   不久前，荣昌县一位领导干部为其女举办婚礼。之前，这位干部就主动打了“预防针”———婉拒单位下属职工和其他机关公务员参加。不过由于其长期在当地工作，熟人较多，仍有部分干部职工主动参加。婚礼后，这位领导干部主动退还了所收受的礼金。
   2011年2月9日，渝中区各级领导干部集体上了一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课。“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就是提醒你们时刻绷紧廉政这根弦。”会议一开始，渝中区委书记刘强指出，开这个会既是春节前给领导干部们送一套廉政书籍、发一条廉政短信，给全区干部家属寄一封廉政慰问信这三件事的后续，也是在节后工作开局之时，给全区领导干部们再提个醒。对于目前党风廉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强用了“三个更严”来强调：更严地监督、更严地预防、更严地查处。
   徐敬业告诉记者，开展“三项治理”，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重庆市的党风廉政建设，使“做清官是大智慧”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助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荣昌县昌州街道红岩坪村唐隆建说，“三项治理”开展以来，他接触的干部中，“吃、拿、卡、要”的没有了，公车私用的减少了，尤其是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被治理后，市场竞争环境更公平了。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效果。该县昌元社区居民谢德国也认为，“三项治理”工作抓得好，干部的一些不合规定的行为得到了纠正，干部素质和纪律意识明显增强，提升了荣昌的形象。对此，荣昌县委书记陈杰也有同感。他说，随着“三项治理”的深入开展，当地的招商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过去投资方来，地方有时要搞一些刻意的包装，有时还有点害怕投资方来现场看。现在城市建设得好了，党风政风正了，我们特别希望投资方来荣昌看一看。”
   重庆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干部田入月则表示，在电视、报纸、杂志上，经常看到某些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身陷囹圄的报道，这些人往往都是从“小贪小腐”发展成“大贪大腐”，教训十分深刻。抓“三项治理”也是在保护干部，提醒手握权力者时刻警惕“糖衣炮弹”，一定要廉洁从政。
   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重庆市“三项治理”工作。目前，互联网关于“三项治理”的记录共有1000多万条，网民高度评价治理工作，普遍认为这是治顽疾、促发展、利民生的创新举措。有网友称：重庆的“三项治理”，不但治理了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更通过治理锻造出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将助推重庆的大发展、大和谐。据重庆市2010年党风廉政建设民意问卷调查，群众对重庆反腐倡廉建设“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2009年上升9.27个百分点。
   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治理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2010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同比减少1.32亿元，奢侈、攀比之风得到遏制；治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违规经商办企业，则较好地预防公权力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防止与民争利；治理公务人员收送“红包”，减少了企业的商务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和发展意愿。2010年，重庆市GDP、实际利用外资、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7.1%、50%、70.4%，增速居全国前列。
   由此可见，“三项治理”服务发展的助推效应相当明显。(记者  陈治治  王平权)
 
源头治腐正纲纪
——重庆市“三项治理”一年回眸（下）
记者  陈治治 王平权
 
   在采访中，重庆市纪检监察系统不少主抓“三项治理”工作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源头治腐的问题上，“三项治理”给了他们一些启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红包”？为什么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要违规经商办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多领导干部配备超标车？从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必须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领导干部的“权力寻租”问题。收送“红包”等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甚至纠而复生，有工作方法上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只有从源头抓起、从基础抓起、从改革抓起，真正让“红包”从此没有市场，让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也能同平常百姓一样，以及深化公车改革等等，这才是治本之策。
   重“治”更须重“理”
   永川区纪委书记周继超、万盛区纪委书记弋渝生、綦江县纪委书记程传洪、荣昌县纪委书记赵荣华等人均认为，虽然当地“三项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有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治”轻“理”现象值得关注。例如在治理“红包”问题上，效果并不能只看在治理期间领导干部上交“红包”的多少，而是要看通过专项治理后，收送“红包”现象是否得到了有效遏制。尤其处于经济大发展时期，社会上“送红包好办事”的思想客观存在，如何解决“无需送”、“不用送”的问题，是今后需要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理”的重点。
   记者了解到，重庆开展“三项治理”，既“稳准狠”集中查纠突出问题，遏制歪风邪气蔓延势头；又着眼治本、着眼预防、着眼制度建设，力求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问题的长效机制，重庆市在开展集中治理的基础上，正在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源头治理的途径。一是完善财务监管制度。加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财务核销和公开制度，扩大公务卡使用范围，继续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从现金提取使用、会计管理和报销审核、审计、公示、责任追究等７个方面加强公款公物管理，努力从源头上铲除用公款送“红包”的土壤。二是细化完善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认真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领导干部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的相关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报告落到实处，并纳入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
   在治理超标车问题上，完善《重庆市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严格公务车辆编制、配备标准及使用管理规定。针对多头审批，现规定所有公务车辆购置均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统一审批。各区县采取给公车编号、为公车“贴标签”、开通举报电话等方式，发动群众监督，不仅让超标车无处可藏，还有力遏制了公车私用、乱用现象。如，万盛区出台公务车编制证管理和分类管理办法，实行公务车“五色”编制证管理；永川区从严控制公务车辆购置审批，实现全区公务车辆数量“零增长”；荣昌县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统一标识，一车一个专用标识，把公务车的配备使用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在治理违规经商办企业方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细化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登记的内容，增加核查和责任追究内容。同时，针对管钱、管物、管人、管工程、管项目、管资源等风险岗位，制定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办法，让领导干部不再“大权独揽”，从根源上杜绝利用公权力为经商“开后门”。
   “五条禁令”，防范钻政策空子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三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充分肯定治理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会强调，在着力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着眼未来，针对现有政策的中间地带，制定几条严格、易记、管用的纪律规定，增强纪律规定的刚性和可行性，有效防止违纪问题发生。
   同年１１月２５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收送“红包”、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纪律规定》，明确提出：“凡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未担任领导职务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所指的“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包括：一、用公款赠送“红包”的单位负责人、经办人；二、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和个人的“红包”，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公务人员；三、违反规定审批配置、拨款购买、固定使用超标准公务车的相关责任人；四、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公务员；五、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的领导干部。
   重庆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徐海荣介绍说，“五条禁令”明确具体，避免模糊，对于深入推进“三项治理”工作、加强公务人员的监督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违纪主体明确具体，根据违纪行为的不同，分别确定了“公务人员”、“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相关责任人”、“领导干部”等责任主体，做到违纪行为与责任主体紧密联系，解决“调查难”问题。二是违纪行为明确具体，将违纪行为细化为“用公款赠送‘红包’；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和个人的‘红包’，不按规定登记、上交；违反规定审批配置、拨款购买、固定使用超标准公务车；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五个方面，解决“定性难”问题。三是处理方式明确具体，规定了两个“一律”的处理方式：属于领导干部的，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未担任领导职务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解决“处理难”问题。
   教育，强化个人“免疫系统”功能
   在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除了入口处的巨石镌刻着“拒腐蚀永不沾”６个大字外，出口处也有一块巨石，上书一句箴言———“做清官是大智慧”。自去年３月正式开放以来，这个通过图片、视频、实物展示以及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多种手段开展廉政教育的基地，已吸引来自重庆市以及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逾５万人，而目前预约的团体已排到２０１２年上半年。
   “再健全的体制机制，内心生贪欲，也会铤而走险；再完善的监督制约，主观动邪念，也会以身试法。”重庆市一位厅级领导干部认为，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要让个人“免疫系统”功能充分发挥，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廉政教育宣传的“潜力量”不可忽视。
   纵观“三项治理”，廉政教育无处不在，其溢出效应正在不断显现。结合近年来重庆市查办的典型案件，组织全市各级各部门观看《沉痛的忏悔》《痛击腐败》等警示教育片；组织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参观“打黑除恶”成果展；开展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党纪教育月”活动，共有２０多万人次参与《廉政准则》知识竞赛、在线访谈、征文等系列活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与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提醒式谈话……
   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敬业表示，土壤上的“腐草”，用几把大火去烧是烧不尽的，更有效的方法是从土壤深处播下“新种子”。治理收送“红包”，洗掉某些公务人员的权钱交易思维，培养秉公用权意识；治理违规经商办企业，斩断领导干部伸向市场经济的“黑手”，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治理超标用车，把公务车的配备使用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树立执政为民意识。
   “‘三项治理’涵盖了意识、态度、行为，是对干部权力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修复、重塑、升华。”重庆市委党校教授黄远固说。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