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 学从政之道

 　　毛泽东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对此，读过鲁迅作品并稍作思考的人是没有异议的。但若说起鲁迅与政治的关系，恐怕就有一些纷争。
　　
　　由于某些文章宣传失当，一部分人以为鲁迅是一个情绪亢奋、剑拔弩张的斗士；又因为传统观念形成的思维定势，文人大都恃才傲物，跳不出自己虚拟的理想境界，一涉政治，便被政治势力所吞噬，如屈原、李白、苏东坡等人。总之，不少人认为鲁迅只知道揭露阴暗、抨击时政，专门与当局较劲、顶牛，根本不懂政治，倒是常常被政治所利用。认真阅读鲁迅作品并了解鲁迅生平的人，是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
　　
　　鲁迅做过官，并且做得还不错
　　
　　1911年11月，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当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他是鲁迅在同盟会时的旧友，主政后便聘请鲁迅担任山会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今天的中学校长。鲁迅上任后，整顿校务，提倡新学，勤奋敬业，成绩斐然。但好景不长，因王金发逐渐堕落，鲁迅治校才干难展，便辞去学堂监督之职，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去南京教育部任职，后又随教育部迁入北京。
　　
　　到北京后，鲁迅积极支持蔡元培的各种进步主张。如蔡元培竭力提倡在学校开展美感教育，以美育代宗教，当时的教育部官僚多懵懂不解，但是，鲁迅却敏锐地感知这是顺应世界教育大势的创新之举，因而积极实行，全力助推，为现代教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后来，章士钊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鲁迅仍在教育部任佥事。章是旧派人物，鲁迅是新派人物，上下级之间难免有些不和谐。他们不仅有笔墨之争，而且有实际斗争。章士钊曾利用行政手段撤了鲁迅的科长职务。鲁迅不服，与之智斗，打起了官司，最后赢了官司，恢复了职务。由此看来，鲁迅是有政治斗争艺术的，非一般书生所能比。
　　
　　鲁迅对政治人物有独到深刻见解
　　
　　我们知道，千百年来，曹操一直是贴着反面人物标签登场的。是谁首先为曹操平反的呢？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得清楚。但1927年鲁迅在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在这里，鲁迅表达的不是对大文学家曹操的佩服，也不是对大军事家曹操的佩服，而是对在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的佩服。这种佩服，主要来自对曹操推进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对曹操施政手段的认同。
　　
　　对曹操施政手段的认同，可以举两个小例子——
　　
　　董卓以后，曹操专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击异己，残害忠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士人钳口，朝野震怒，这是传统的结论，《三国演义》更是铺张得妇孺皆知。但鲁迅却说：“在他的统治下，第一个特点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以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鲁迅并不附和咒骂“逆贼”，他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理解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曹操诛杀孔融。曹操一开口，孔融就“抬杠”。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对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他的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办事人”——政治家曹操的理解是多么深刻，同时也流露出对孔融迂腐的丝丝苦笑。
　　
　　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鲁迅的见解也是远远高于当时的很多大学者、革命家的。孙中山逝世后，说风凉话的人着实不少，像梁启超那样的大学者、革命家也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尽管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多次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痛切剖析，但这时他站出来说话了，“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他对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比那些对孙中山吹毛求疵的所谓评论，鲁迅的结论是何等客观、大气！
　　
　　鲁迅先生对孙中山革命的得失还曾有过极其精当的点评。翻《两地书》，有这么一段话：“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生，而中国还是如此着，最大原因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他们似乎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指黄埔军校——笔者注），惜已太晚。”真是一语中的！鲁迅是认识到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这个真理的。这话是1925年说的，比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早了两年时间！
　　
　　行文至此，不禁发出一点感叹。陈独秀和鲁迅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铁杆战友，陈多次表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五四”高潮过后，各人自寻前程。不知此时陈独秀还和鲁迅常联系否。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如果听从了鲁迅的政治规劝，早早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抛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的天真幻想，那么，中国革命早期的历史是会重写的；至少，陈独秀不至于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鲁迅对革命政治活动的指导和教诲意义深远
　　
　　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与其说是文艺团体，毋宁说是政治团体。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个团体的纲领性文献。为了克服革命青年中存在着的各种幼稚病，鲁迅谆谆教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绝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试问：那时的职业革命家、政治家能有几人对革命理解到这种程度？同时，鲁迅在大会上还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号召团结大方向相同的各色各样的人，形成抗击黑暗的巨大力量，这是何等的政治眼光！
　　
　　至于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曾被毛泽东推荐给全党学习，成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理论武装。
　　
　　鲁迅先生早年弃医从文，我们不能假设先生如果终生从医会成为医学泰斗；先生未曾专职从事政治，我们同样不便假设先生如果一心从政会成为一代政治大家。本文想说的是，鲁迅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文人的人，他摆脱了传统文人的偏执、激进和迂腐，多了可贵的前瞻、理性和通达。习文的人从鲁迅著作中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从政的人何尝不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