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民谣与廉政文化
民谣在汉代社会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广大人民呼吁清廉社会、反对贪暴统治的有力武器，在两汉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汉武帝开始，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乐府，其职责之一就是搜集民间歌谣，其中包括了廉政内容的民谣。在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两汉朝廷对这类民谣比较重视，将其作为官员升迁贬斥的依据之一。
在两汉的民谣中，有许多歌颂官员勤政爱民的歌谣。“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这是西汉初年歌颂萧何、曹参两位丞相先后为政，无为而治，人民不受干扰，生活安定。汉成帝时，冯野王、冯立兄弟二人先后为上郡太守，都清廉公正，民谣唱道：“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东汉时期流传下来的这类民谣更多。光武帝时期，渔阳太守张堪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开垦农田八千顷，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百姓歌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这就是“麦穗两歧”、“乐不可支”这两个成语的由来。这时期还有一位被光武帝称为“强项令”的董宣，为官公正廉明。他在担任洛阳令时，执法不避权贵，敢于打击恶霸豪强，京师人称“卧虎”。在董宣的治理下，恶霸不敢再欺压百姓，城中没有击鼓鸣冤的，所以民谣歌唱道：“枹（击鼓用的槌）鼓不鸣董少平。”“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短衣）今五绔（裤）。”这首民谣是东汉前期成都人民为感激其太守廉范而作。当时成都街巷狭窄，为避免火灾延绵，过去的地方官竟严禁百姓晚上点灯，干扰了百姓昼耕夜织的生活，但也未能杜绝火灾的发生。廉范担任蜀郡太守后，废除了禁令，只是让百姓家家准备大缸蓄水防火，满足了人民夜间织作的要求，促进了当地纺织业的发展。汉灵帝时期，蒲亭长仇览发展农业生产，劝农桑，倡教化，严设科罚，以明法纪。在他的治理下，亭内出现大治局面。乡人对他感恩戴德，歌颂他：“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鸮哺所生。”另外，还有称赞清官刘陶的民谣：“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有歌唱魏郡太守岑熙的：“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对官员歌颂的内容也有了变化。“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歌颂的是交趾刺史贾琮安抚造反民众，稳定当地的秩序。冀州牧皇甫嵩曾请求朝廷以冀州一年的田租来赡养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饥民，人民因此而唱道：“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两汉民谣还热情赞美官员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王吉字子阳，他年轻时住在长安，东邻有棵大枣树，树枝越过院墙垂到王吉家的院子里。王吉的妻子贪图小便宜，偷偷摘了枣给王吉吃。王吉知道了，一怒而休妻。东邻听见了，要砍掉枣树。后来在邻居们的劝解下，东邻留下枣树，王吉迎回妻子。这首歌谣赞扬的是王吉在贫困时仍保持清廉情操。东汉后期，曾任莱芜长的范冉因党锢之祸而遭到宦官党羽的迫害，颠沛流离，生活十分清苦，有时甚至无米下锅。但是他仍保持了高洁的品质，深受时人的敬重，人们作歌谣道：“甑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釜中生鱼范莱芜。”甑里积了灰尘，锅里生了蠹鱼，形容他穷困断炊已久，歌颂了他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
清正廉洁的品质是官员廉政为官的道德基础，民谣对此的歌颂，反映了社会舆论激励社会道德风尚、提高官员道德素质的要求。两汉民谣对廉政清官勤政爱民及高尚道德的歌颂，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清官廉吏的行为起到了激励和劝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