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莽“廉政改革”说开去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衍功侯王光之叔，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公元8年，西汉末期重臣王莽建立新朝，开始了以“土地国有分摊、禁止奴隶交易”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其中也包括旨在抑制西汉后期社会骄奢腐败风气蔓延的廉政改革，其中得失，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谦恭严谨俭让。王莽幼年坎坷，父（王曼）兄（王永）先后去世，由其叔父们抚养成人。青年时期，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尊敬长辈，被誉为楷模。而后王莽青云直上，加官为大司马，仕途平坦。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狠刹奢靡之风。王莽深知上行下效的重要，他说“故国奢，尽矫枉者过其正，朕不身帅，天下何谓？”，他首先希望以自己为表率，延续了一贯的简朴作风，扭转社会奢侈的风气，并严格管制家人，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他要求其他人员刹住浪费之风，自己上下班坐的马车、穿的衣服，都俭朴得不能再俭朴。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简朴作风传遍长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同时，为了禁止豪强贵族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王莽颁布了一系列制度，如按级别对官员和民众的婚礼、公车、服饰、住宅等标准加以统一规定，同时启动对越制的问责查处。

　　敢为机构重建。州刺史自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立，两汉期间几经换名。然每改换一次，都不同程度地使这一制度的性质发生一次变化。为解决西汉州刺史监察偏软偏弱的问题，王莽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并重建了一套自中央到郡县多层次的严密的监察系统，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并建立了中央巡视机制与地方监察相结合，实现了监察全覆盖。王莽当政时期的两次州刺史改州牧，是这一制度性质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剧烈期。正是这一时期州刺史权力性质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东汉前期和东汉末乃至魏晋时期刺史权力的变化。历来制度史研究者对王莽时期的州刺史改州牧的影响未予足够的重视，以为魏晋时期州刺史权力的加重直接肇自东汉末刘焉的建议，而实际上刘焉的奏议只是对王莽时期州刺史改州牧制度的重新效仿，只是这一效仿便不可收拾地使州刺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担任历史舞台的主角，而扮演这一主角的前奏还在王莽时期。

　　动真碰硬反腐。王莽高度重视反腐，开展了财产核查申报专项行动，对非法致富的官吏一律免职，没收所有财产的4/5，并广泛发动社会监督，鼓励奴隶告发主人，因而处决了一批巨贪，包括王莽的子孙在内。同时，西汉时基层公务员的月薪仅8斛大米（相当于现在220公斤），向上逐级少量递增。王莽认为过低的薪酬无法满足生活需要是当时官员普遍腐败的重要原因，于是将基层官员月薪提高至66斛，同时为使官员重视农业生产，又将月薪和当地收成挂钩，形成了近似现在的绩效工资。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史料上也同样记载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的新朝在成立16年后即告终止，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未能得到充分检验，但对其廉治改革如何取长补短仍值得认真反思。同时，王莽的一些谦虚谨慎的优秀品格和抑制西汉后期社会骄奢腐败风气蔓延的廉政改革，为古代廉政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值得党员干部尤其是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借鉴。（王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