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群众路线
贞观十三年久旱不雨，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奏疏、献计策。谏臣魏征毫不客气，应诏而作《十渐不克终疏》。太宗终年忘乎卑俭、意在奢纵，并发表谬论曰：“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针对于此，魏征不留情面，痛批太宗，其词强理直，可谓酣畅淋漓。疏曰：“自古以来，未有因百姓逸乐而致社稷倾败的，怎么会有害怕百姓逸乐，而故意加重其劳役的道理？皇上这话恐怕不是兴邦之言，也非安人之长计！”（作者译。唐朝为了避讳“李世民”之“民”字，均将“民”字换成“人”字，以下皆同。）
看来明君也有打盹儿犯糊涂的时候，唐太宗之“役民制逸”的思想，就是妄图脱离群众、为自己的放纵骄奢寻找借口，所以“感召老天久旱不雨”。魏征步步紧逼，在奏疏中引用《尚书》为政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老百姓是邦国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泰平，身为人君，怎可不对百姓生起敬畏之心？
此奏疏太宗读后深加奖叹，倍加重视。这是太宗极为可贵之处，历代人君，鲜有能及。太宗为了“反复寻研，朝夕瞻仰”，竟然将魏征奏疏陈列在宫廷的屏障上，以便时常提醒自己“闻过能改”。
魏征之直言进谏彰显古代文人君子正气浩然、宁直不屈的气节，和位极人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胸怀。太宗的闻过能改，则是“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国，其德乃普”的圣君明王的典范，这一点凡夫为之尚难，况一国之君、万乘之主，诚可敬哉！
受魏征谏言影响，唐太宗一改往昔浮华之气，躬行爱民。在《唐太宗白字箴言》里可窥见一斑，其开篇即有体恤百姓艰苦辛劳之语：
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可见，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源于他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群众路线，并去切实践行之。与群臣谈话时，太宗深有体会，常告诫群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利益来奉自身，犹若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意思是说，治政先将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损百姓、肥自己，则像割去自己身上的肉来填自己的肚子，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唐太宗的群众路线思想多来自于以魏征为首的诸位谏臣。这里有一段君臣对话，令后人赞叹不已：
太宗曰：《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主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魏征对曰：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太宗说：百姓爱戴君王，君王要敬畏百姓；天子有道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无道则百姓弃而不用，民志可畏啊。魏征对答：古人说君王似舟，百姓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陛下您说得对！
这段对话似是君臣之间一个弹琴，一个鼓瑟，琴瑟相合奏出一段千年佳唱。历代相传的君民舟水的关系，至今仍被为政者奉为镜鉴。当然“君民舟水的关系”也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治政真理存在着，古往今来，历史无数次地印证它的正确，更无有超越此理者。
唐太宗以此为圭臬，高举“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旗帜，下令轻徭薄赋、不夺民时，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率先垂范，为政俭约，其时的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官员一心为公、政风清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孔子在《孝经》里阐述谏诤之道时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身处尊位，却知人善用，从善如流，敬畏民志，尊重黎庶，换来的是23年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厚实的基础，其功业千年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