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一次是庆历年间的“庆历新政”，另一次是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为后者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因而其起先意义不容忽视。而提及“庆历新政”的推动者，则首推范仲淹。
范仲淹为官30多年，始终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体恤民情，虽屡遭奸佞诬谤，多次被贬，而终怀忧国忧民之心。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不仅是他一生的遵循，也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当时，北宋王朝面临严重危机。由于宋初统治者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与西夏和辽的战争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而冗官、冗兵、冗费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同时还要给西夏和辽大量“岁币”，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形势，一身正气的范仲淹难以容忍政坛的腐败和积弊，联合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新政”。这也是范仲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政治经历，他忧国忧民、固本强邦的抱负，能够借此得以施展，其所提出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体现在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后来又概括成《再进前所陈十事》。其主要内容有：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防止任人唯亲，避免冗滥；均衡官吏职田分配收入，杜绝一些人以不能“自养”为借口作违法乱纪之事，此外还包括重视农桑、整治军备、减轻百姓负担等内容。《十事》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其中吏治是重中之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廉政建设方案。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积极推行他的十项改革计划。之后，为促进新法的实施，朝廷派人到全国各路考察地方官的德才政绩，对庸碌无能、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不称其职的官员实行罢免。范仲淹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人的名字勾掉，即便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故旧好友，也一视同仁，不留情面。平素对范仲淹十分尊敬的枢密副使富弼，见他勾掉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有点儿于心不忍，便劝说道：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后，用手指着贪官的名字气愤地说：一家哭总比许多州县的百姓哭要好吧！这样，一批庸碌贪财之辈被裁撤，而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提拔，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有了新的生机。朝野上下正直的官员，对新政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称赞不已。
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方案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朝廷上下的守旧官僚们对“庆历新政”肆意攻击诬蔑，他们攻击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等。“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们很快便遭到贬黜，新政也迅速收场。当然，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者们也有值得检讨之处，他们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犯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
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这并不能掩盖范仲淹的光辉。从范仲淹为官的业绩来看，他与包拯有所不同。包拯以严惩贪官和恃权作恶者而名扬天下，而范仲淹除了廉洁奉公、政绩斐然外，他最大的特点是对朝廷弊政认识深刻，具备革除弊政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拿出了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改革方案。蔑视权贵、惩贪治恶固然堪称清官，洁身自好、两袖清风当然也是清官，但与这些清官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类清官具备了很强的建设功效，所以享有更高的历史地位。他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人生追求，无论从人品或为官上都受到世人高度赞扬。北宋王安石在《祭范颍州仲淹文》中称赞他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南宋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现在全国各地有50余处范公祠，足见其实至名归。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2014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