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缘何长出“毒瘤”

　　近年来，一些高校官员相继落马，原本教书育人之处的这些腐败现象着实令人震惊。他们究竟因何落马？腐败背后，根源何在？

　　

　　由于近年来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频频被爆光，有人义愤填膺：“有人正在毁掉我们的象牙塔。”有人惊呼：“腐败的瘟疫已经蔓延到了教育这块‘净土’来了。”是的。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净土”如何长出“毒瘤”来？

　　

　　权力膨胀乃根本原因

　　

　　近年来，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加大，对大中专院校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学科发展、机构设置、建设项目安排、设备物资采购、干部聘任和奖金分配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多，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比，我们的大学权力结构是以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心的。本应放大的学术自主权，最后成了行政自主权的膨胀，使高校权力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寻租的工具，这也是高校腐败的根本原因。

　　

　　而行政自主权的膨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奔官”。教师们向行政位置转行，争相担任行政职务。因为行政部门掌握了学校的机会和资源，纯从事教学的教授们缺乏影响力，对能否申请到资源缺乏确定性，一些教授争当处长，甚至当科长。有些教师则表示，“当官有用，创新和教学好没用”；“当教授又当处长，机会就多”；“当官在学术上有损失，但总比被别人支配要强”。

　　

　　兼任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原本是高校里的行政人员名利双收的一种典型方式。高校行政部门负责人常常挤占教师的职称名额。一位老教授说，“我在学校兢兢业业干了20多年，成果按说不少，但是到现在没有评上教授。新来的党委书记没有专业，没有教过课，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教授。”实际中看来，这一做法能帮助行政人员掌握双份的好处，例如掌握校内科研经费，自己给自己设置和批准课题，自己给自己验收成果。至于“小金库”、经费分拨中的权钱交易等等，更是不一而足。

　　

　　而当教师们也纷纷放下面子去争做官，大学膨胀出了“行政泡沫”。一些高校出现了教授去竞聘处长甚至副处长的情况，教师中对此有“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形容。

　　

　　身份变异已不足为怪

　　

　　由于大学变成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拥有教育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但监管体制未变，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高校运转的众多环节，都能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奔钱”在高校中已属常见行为。不少教师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有的教师业余开公司，到电视台配音，兼职当律师，拍摄影视剧，而各处讲课则是最普遍也最常规的兼职方式。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在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时，身兼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的身份还有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副校长及校基建工程招标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外经贸大学原基建处处长高小栋的身份还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利用企业身份捞钱便不足为怪。

　　

　　管理失范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来源单一，因此教育部门在人们心目中是“清水衙门”，两袖清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相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浓厚的经商风气，相对纯净的教育部门被冠以“净土”这一雅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除国家拨款外，还有社会捐助、科研经费、学生学费、校办产业等等，学校与社会的交往也比以往频繁得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上正面和反面的东西都会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可以这么说，社会上刮什么风，学校里也会掀什么浪。比如，“小金库”，“小金库”是上世纪90年代全民经商、政企不分的产物，是在“工资公家发、奖金自己筹”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一开始规定部门创收的钱大头交单位，部门可以提多少作为接待费用；发展到后来，“小金库”管理逐渐失控，部门有了钱不再交单位，全部放“小金库”；再后来“小金库”放一点，个人口袋里也放一点；到最后有的连“小金库”也不放了，全部放到个人腰包里去了。在上述演变过程中，“小金库”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很多腐败就是打着“小金库”的幌子进行的。不少干部也就是在“小金库”面前栽了大跟斗。

　　

　　而与教学资金来源多样化不相应的却是，教育系统的管理还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财务制度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制度上的薄弱、管理上的漏洞是近年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不断攀升的客观原因。

　　

　　另外，教育部管着1000多所高校，其中部属高校几百所，都是委托当地教育部门代管，由于级别关系，当地教育部门无法管，导致部属高校和校领导管理失控。2004年5月时，国家审计署对北大、清华等19所全国重点高校进行审计后，时任审计长李金华透露，一些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高校财务混乱导致腐败滋生，已经发现收入不入账、自行设立小金库，变相侵占国有资产和贪污、受贿、挪占公款等现象。”而检察机关发现，只要坚持每日对账、每月核账这些基本的财务制度，很多高校的职务犯罪就能避免。

　　

　　监督落空让高校贪腐越陷越深

　　

　　在不少高校，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及时跟进，适应高校特点的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未形成，对权力制约的空白点较多，对校级领导特别是对“一把”的监督更是“同级不好监督、上级疏于监督”。一些教职工表示，慑于领导的学术地位，即便平时对他们的一些作为有看法，也不敢提出建议或劝告。个人言论代替了国家政策和学校制度，这正是高校经济犯罪案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

　　

　　同时，教育系统的一些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未能经受得住利益的诱惑和驱使，这是教育腐败产生的主观原因。我们相信文化层次、思想素质相对较高的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但总会有那么一些人，面对厂家、商家、包工头不惜重金收买的攻势，面对权力可能带来的金钱效应，开始时也许心存警惕，但渐渐地就不能自持了。有的人当第一次手抓到那些不义之财时，还有点坐立不安，但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钱来得太容易了，胆子越来越大了，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后来甚至发展到张开大口，明目张胆地索贿，以至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遏制高校腐败需出重拳

　　接连不断的高校贪腐，不但蚕食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更败坏教育和学术风气。可以说，高校贪腐比一般官场贪腐的危害更甚，因为这对年轻的学子会产生更直接且久远的负面影响。高校腐败，成因复杂，但无论如何，面对高校的贪腐，必须出重拳治理。而重拳就是，以只争朝夕之态，切实推进动真格的教育改革。

　　

　　高校腐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腐败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治理高校腐败刻不容缓。

　　

　　重点岗位负责人须轮岗

　　

　　专家建议，应在高校易腐败的重点岗位建立人员轮岗制度，避免部分人员由于长期从事某个岗位而逐渐权力膨胀。

　　

　　重点岗位主要指拥有资源配置权、组织人事权、业务处置权，且权力运行中廉政风险比较集中的关键岗位。如高校组织人事、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物资采购、基建修缮等领域的一些岗位。

　　

　　可在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岗位聘任工作中，实现部门之间的交流制度，如规定重点岗位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任职满几年必须进行交流，在同一岗位任职达到几个任期的必须进行交流。据了解，北工大的招生、国资、基建等风险较大的正处岗位就规定最多两个任期，也就是六年一轮岗。

　　

　　集体决策“一把手”最后表态

　　

　　专家提出，应把权力分成若干部分，由相互独立又互相制约的不同部门和人掌握，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权力结构。健全党政“一把手”末位表态等决策程序制度。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时，其他成员先发表意见，党政“一把手”最后表态发言，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集体决策，最后形成决议，有利于克服“一把手”先谈意见、先定调子搞“一言堂”的问题。同时，还应改革高校纪委管理体制，实行高校纪委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垂直管理的模式，提升纪检监督工作的独立性。

　　

　　取消大学行政级别

　　

　　近年来，高校腐败泛滥成灾，其各种原因实质上环环相扣，大学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思想在大学风行；各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导致学术腐败的风行；而师德失至生德丧。要改变现状，首先就要从其源头下手，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不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也不能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威，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威和谐共存的局面，营造高校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因此，可以先从新任校长开始，取消行政级别，逐渐过渡到所有学校都不再有行政级别，并根据去行政化的要求，建立新的学校治理模式。在大学校长取消行政级别的同时，应该在所有公办高校实行校长公选，让公选的校长对师生负责、对教育负责，而不是只对任命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要彻底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建立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健全体制机制制度

　　

　　一是构建高校基建全面社会化采购机制，把所有基建项目推向社会，让民间资本参与，由政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把关，相应财政部门出资购买，把大学基建的功能剥离出来，消除高校盲目扩张和腐败行为。二是实行高校“学术挂帅”制度，让具有学术造诣的学科带头人参与管理，确立行政人员永远为学术服务的身份，扭转高校求官风气。三是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实现“宽进严出”招生考试制度，规范学分管理制度，堵死搞关系进高校的“旁门邪道”，从而根除高校招生中的种种腐败乱象。四是打破“条条管理”框框，实行条块相结合的高校监管模式，赋予地方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相应的监督权，防止出现高校监管盲区和失控状态，使高校能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

　　

　　高校教师工资应与公务员挂钩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荆将“教师的工资与公务员工资系统挂钩”作为解决教师贪腐问题的一部分。他表示，这也是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通行的做法。

　　

　　“国外高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而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国立，还有少量民办。国外的国立高校里，教师薪酬一般是以公务员工资为基准，再高10%左右。”张荆说，这是他们考察国外高校得到的结论。

　　

　　“高校教师对于收入是否公平所持的重要标准是公务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只要高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务员和其他主流群体，就会感到不平衡、不公平。”“公立高校教师工资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与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体系挂钩，通过科学测算、多方评估和民主参与程序，确定高校教师不同专业职称等级与行政部门公务员不同职务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对两者实行捆绑性调整，无论公务员还是高校教师，只要一方调整，另一方也同步同比例地调整。还要使不同院校相同职位的教师的收入基本相同。”

　　

　　有研究者认为，此前“由行政部门发起、由行政部门设计、由行政部门执行”的高校改革，让高等院校的行政化倾向有增无减，加剧了院校管理和教师工作的混乱。他们主张，应重新审视此前和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改革乃至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切实遵循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积极性调动的基本规律，纠正愈演愈烈的过度行政化，并给予教师公平的待遇。

　　

　　推进高校廉洁文化教育

　　

　　在高校大力推进廉洁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大学阶段也是实施廉洁教育的恰当时机，在高校推进廉洁教育应坚持正面引导、易于接受、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其次，廉洁教育要与校园文化生活严密结合，比如，通过“两课”教育进行宣讲，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感染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要组织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在专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中开阔视野，培育品格。再次，廉洁教育要纳入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体系。

　　

　　总的说来，高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大，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下大决心。要从源头着手。大学行政化，在当今社会争议颇多，但是其带来得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大学腐败还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何还校园一片净土，如何去除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解决学术腐败，提高大学生诚信，是整个社会值得深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