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勤廉故事
当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苏州城市发展史，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
有人说，诗人白居易与天堂苏州，是让人炫目的组合，如同郎才女貌的搭配，谱写的是一曲绝唱，万古流芳。
作这样的评价，完全是因为白居易在苏州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留下了白公堤，也就是现在的“七里山塘”！就是这样一个恩泽后代的“政绩”，让苏州后人对这位曾经的“市长”怀想不已！按白居易当时的名望，他完全可以停下劳碌的身影，穿越苏州千年的墨香，与吴地文人把酒唱和，遍历山水，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让苏州永恒！真的这样，苏州人民同样也会感念他！然而，他没有，他依然勤勉政事，展现出一位从政者的孜孜追求。
白居易与山塘的组合不是个案。其实，只要是人文遗迹，其间往往都蕴含着人的理念与实践。所以，当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苏州城市发展史，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
不妨沿着时间的经脉梳理。自唐以来，曾主持苏州政事人物灿若繁星：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范仲淹、孙冕、文天祥、姚善、周忱、况钟、魏观、海瑞、林则徐、吴云……
作为历史遗存，苏州的一些地名也透露出从政者的足迹，其中既有以官衔命名的，也有以姓氏命名的。如宋代的文丞相弄、周武状元巷、吴殿直巷、王枢密巷；明代的尚书里、朱进士巷、孔付司巷、学士衔、天官弄、申衙弄、吴衙场、谢衙前；清代的尚书里、彭义里，等等。
人物与遗存是这样密不可分，构成了苏州林林总总的人文景观，而这些景观就像散落的珍珠，组合成一幅清气逼人的历史文化长卷。
廉俭，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公元788年秋天，大诗人韦应物拖着久病的身子、风尘仆仆赶到苏州，就任苏州刺史。当时，尽管安史之乱已经平定20多年，但唐王朝积患难除，元气大伤，朝政紊乱，民生凋敝。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韦应物开始了他在苏州的政治生涯。
可惜韦应物在刺史任上只干了三年，但他的勤勉与廉俭，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何为勤？古人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在韦应物身上，勤，体现在理赋税、勤政务、矜老疾、话艰困。他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注民生的疾苦。同时根据地方实情建议朝廷减免税赋，经常上山下乡鼓励农桑，可谓是百事操劳、呕心沥血。
如果说“勤于政事”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那么“廉俭”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苏州的最高长官而奢侈，他写下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五言古诗，记载了他以蔬菜瓜果宴请当地名士顾况等人，并以诗相酬的情景。其中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让人感叹，意思是自己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却没有看到人民生活安康，感到很惭愧。
他把“廉俭”作为生活方式，自己身体力行，对女儿也是谆谆教导。韦应物早年丧妻，膝下两女。他为大女儿送嫁的诗篇《送杨氏女》写道：“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送别相依为命的女儿，其复杂、痛苦的心情跃然纸上，让人热泪欲零还住。然而痛苦中的韦应物不忘嘱咐女儿：“安贫守俭，莫期待完备的嫁妆，要孝敬公婆，言行自律。”诗如其人，其人德馨，如兰之馥。在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官员，一位把“廉俭”捧为圭臬的好父亲。
韦应物本是抱病而来，任苏州刺史三年时间里，他已重病难复，他只得辞官离任回乡，然而，他竟连路费也没有，只有“仁贤忧斯民，贱于甘所役”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辞官后，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自己租地耕种养活自己，两年后因贫病而死。
廉俭，在韦应物身上体现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恪守，而在汤斌身上，则多了一种倡导的意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自点名让汤斌出任江苏巡抚。那时的江苏指的是江宁和苏州一带，治所在苏州。江苏自古就是物产丰饶之地，是国家的粮仓。汤斌没有因来到富裕之乡而有丝毫奢华，他在苏州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破陋习，减赋税，移风俗，济灾民，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使江苏的社会风气大为改观。虽身处富裕之地，但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平时，他采野菜食用，每餐必须有一味豆腐，因为他姓汤，又喜欢吃豆腐，百姓戏称其为“豆腐汤”，虽为戏谑，但却真正体现了老百姓对他的尊重。“豆腐汤”这个外号叫出了清廉，同时也叫出了老百姓的爱戴。1687年，汤斌因病去世，终年61岁，他所遗留的物品中，只有床头竹筒中的8两俸银，同朝尚书徐乾学以20两银子相赠送，他才得以入葬。
韦应物、汤斌不是个例，苏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东汉末年，苏州的陆绩，任郁林太守，卸任回归故里时，除简单行装和数箱书籍外，竟然没有东西可带，以至于因船轻不胜风浪，难以入海航行。迫不得已，陆绩只好让人随意搬取一块石头压于船上，这才得以起航……这块石头至今仍在苏州文庙，被誉为“廉石”。暴式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任苏州西山甪里巡检司，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撤职，适值隆冬大雪，年关将至，全家竟无米下锅，只能以野菜充饥。
一种思想的起源、演进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轨迹和脉络。“廉俭”的坚守与弘扬，本就源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持身廉俭，因为把道德情操看得比物质财富更重要，因为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公而忘私必然做人廉俭，所以从苏州历代官员的事迹中读出“廉俭”这个传统道德和治邑思想，丝毫也不奇怪。正是“廉俭”思想，在苏州这块土壤上，生生不息、长久不衰，构筑起了苏州政治文化的基石。
厚徳，一种思想品德的弘扬
如果说“廉俭”是苏州历代从政者的思想基石，那么，苏州历代从政者则是把“厚德”作为品德基础而加以推崇和弘扬。“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他们在苏州的施政中，处处构筑“崇德美德、立言布德、颂贤彰德”的三重空间。
德，首先表现为“孝道”。《三国志·吴书》记载了陆绩六岁怀橘遗母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列入历代传颂的“二十四孝”之中。陆绩的“孝”，正是从正面宣德扬善，这是一个典型而具体的例子。
在苏州大街小巷、风景园林中，崇德胜迹、美德故事到处可见。沧浪亭的“五百贤祠”，不论是高山仰止的高官要员，还是隐迹乡野的弘学大儒，其中重要的事迹都与道德密切相关，要么是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要么是举道德之要而传授于民。
讲到“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不能不说到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任苏州知州。范仲淹是苏州的乡贤。苏州人尤其感念范仲淹之德，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除兴修水利恩泽桑梓外，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他将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不久，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水、环境优美的义宅。他对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建“义庄”，却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元代奉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这是何等的厚德之举啊！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同样也体现为对全体民众的“厚德”之爱。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 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他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在苏州任职时，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苏州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所在地，这真可称为“德广天下”。
陆绩、范仲淹等都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风尚就是一股清纯的源流，成为策励后来从政者的力量。
作这样的评价，完全是因为白居易在苏州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留下了白公堤，也就是现在的“七里山塘”！就是这样一个恩泽后代的“政绩”，让苏州后人对这位曾经的“市长”怀想不已！按白居易当时的名望，他完全可以停下劳碌的身影，穿越苏州千年的墨香，与吴地文人把酒唱和，遍历山水，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让苏州永恒！真的这样，苏州人民同样也会感念他！然而，他没有，他依然勤勉政事，展现出一位从政者的孜孜追求。
白居易与山塘的组合不是个案。其实，只要是人文遗迹，其间往往都蕴含着人的理念与实践。所以，当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苏州城市发展史，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
不妨沿着时间的经脉梳理。自唐以来，曾主持苏州政事人物灿若繁星：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范仲淹、孙冕、文天祥、姚善、周忱、况钟、魏观、海瑞、林则徐、吴云……
作为历史遗存，苏州的一些地名也透露出从政者的足迹，其中既有以官衔命名的，也有以姓氏命名的。如宋代的文丞相弄、周武状元巷、吴殿直巷、王枢密巷；明代的尚书里、朱进士巷、孔付司巷、学士衔、天官弄、申衙弄、吴衙场、谢衙前；清代的尚书里、彭义里，等等。
人物与遗存是这样密不可分，构成了苏州林林总总的人文景观，而这些景观就像散落的珍珠，组合成一幅清气逼人的历史文化长卷。
廉俭，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公元788年秋天，大诗人韦应物拖着久病的身子、风尘仆仆赶到苏州，就任苏州刺史。当时，尽管安史之乱已经平定20多年，但唐王朝积患难除，元气大伤，朝政紊乱，民生凋敝。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韦应物开始了他在苏州的政治生涯。
可惜韦应物在刺史任上只干了三年，但他的勤勉与廉俭，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何为勤？古人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在韦应物身上，勤，体现在理赋税、勤政务、矜老疾、话艰困。他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注民生的疾苦。同时根据地方实情建议朝廷减免税赋，经常上山下乡鼓励农桑，可谓是百事操劳、呕心沥血。
如果说“勤于政事”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那么“廉俭”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苏州的最高长官而奢侈，他写下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五言古诗，记载了他以蔬菜瓜果宴请当地名士顾况等人，并以诗相酬的情景。其中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让人感叹，意思是自己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却没有看到人民生活安康，感到很惭愧。
他把“廉俭”作为生活方式，自己身体力行，对女儿也是谆谆教导。韦应物早年丧妻，膝下两女。他为大女儿送嫁的诗篇《送杨氏女》写道：“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送别相依为命的女儿，其复杂、痛苦的心情跃然纸上，让人热泪欲零还住。然而痛苦中的韦应物不忘嘱咐女儿：“安贫守俭，莫期待完备的嫁妆，要孝敬公婆，言行自律。”诗如其人，其人德馨，如兰之馥。在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官员，一位把“廉俭”捧为圭臬的好父亲。
韦应物本是抱病而来，任苏州刺史三年时间里，他已重病难复，他只得辞官离任回乡，然而，他竟连路费也没有，只有“仁贤忧斯民，贱于甘所役”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辞官后，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自己租地耕种养活自己，两年后因贫病而死。
廉俭，在韦应物身上体现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恪守，而在汤斌身上，则多了一种倡导的意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自点名让汤斌出任江苏巡抚。那时的江苏指的是江宁和苏州一带，治所在苏州。江苏自古就是物产丰饶之地，是国家的粮仓。汤斌没有因来到富裕之乡而有丝毫奢华，他在苏州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破陋习，减赋税，移风俗，济灾民，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使江苏的社会风气大为改观。虽身处富裕之地，但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平时，他采野菜食用，每餐必须有一味豆腐，因为他姓汤，又喜欢吃豆腐，百姓戏称其为“豆腐汤”，虽为戏谑，但却真正体现了老百姓对他的尊重。“豆腐汤”这个外号叫出了清廉，同时也叫出了老百姓的爱戴。1687年，汤斌因病去世，终年61岁，他所遗留的物品中，只有床头竹筒中的8两俸银，同朝尚书徐乾学以20两银子相赠送，他才得以入葬。
韦应物、汤斌不是个例，苏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东汉末年，苏州的陆绩，任郁林太守，卸任回归故里时，除简单行装和数箱书籍外，竟然没有东西可带，以至于因船轻不胜风浪，难以入海航行。迫不得已，陆绩只好让人随意搬取一块石头压于船上，这才得以起航……这块石头至今仍在苏州文庙，被誉为“廉石”。暴式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任苏州西山甪里巡检司，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撤职，适值隆冬大雪，年关将至，全家竟无米下锅，只能以野菜充饥。
一种思想的起源、演进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轨迹和脉络。“廉俭”的坚守与弘扬，本就源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持身廉俭，因为把道德情操看得比物质财富更重要，因为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公而忘私必然做人廉俭，所以从苏州历代官员的事迹中读出“廉俭”这个传统道德和治邑思想，丝毫也不奇怪。正是“廉俭”思想，在苏州这块土壤上，生生不息、长久不衰，构筑起了苏州政治文化的基石。
厚徳，一种思想品德的弘扬
如果说“廉俭”是苏州历代从政者的思想基石，那么，苏州历代从政者则是把“厚德”作为品德基础而加以推崇和弘扬。“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他们在苏州的施政中，处处构筑“崇德美德、立言布德、颂贤彰德”的三重空间。
德，首先表现为“孝道”。《三国志·吴书》记载了陆绩六岁怀橘遗母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列入历代传颂的“二十四孝”之中。陆绩的“孝”，正是从正面宣德扬善，这是一个典型而具体的例子。
在苏州大街小巷、风景园林中，崇德胜迹、美德故事到处可见。沧浪亭的“五百贤祠”，不论是高山仰止的高官要员，还是隐迹乡野的弘学大儒，其中重要的事迹都与道德密切相关，要么是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要么是举道德之要而传授于民。
讲到“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不能不说到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任苏州知州。范仲淹是苏州的乡贤。苏州人尤其感念范仲淹之德，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除兴修水利恩泽桑梓外，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他将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不久，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水、环境优美的义宅。他对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建“义庄”，却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元代奉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这是何等的厚德之举啊！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同样也体现为对全体民众的“厚德”之爱。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 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他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在苏州任职时，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苏州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所在地，这真可称为“德广天下”。
陆绩、范仲淹等都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风尚就是一股清纯的源流，成为策励后来从政者的力量。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传统文化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廉俭、厚徳、正义、民善”八个字也许远远不能概括苏州历代优秀施政者留下的遗存和烙印，但这八个字早已渗透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种种细节上，构成了苏州作为文化城市的质感，成为苏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研究廉政文化，一定要着眼于地方历史、地域特色，否则廉政文化就会成为摆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如果有一天，“廉俭、厚徳、正义、民善”八个字已经成为苏州广大党员干部的从政准则，那么苏州将会变得更加清明、更加亮丽、更加温暖。
正义，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
追求正义，是廉洁从政的外化形式，也是历代优秀的从政者追寻的一种社会理想。
明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党羽毛一鹭在苏州为非作歹，并构陷东林党人周顺昌等，周顺昌平日有德于苏州人民，遂激起苏州民众的愤怒。当魏忠贤派的锦衣卫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民众数万人聚集衙门。事件发生以后，东厂诬告苏州人造反，企图截断河流，抢劫漕运船只。魏忠贤以苏州人谋反为由，欲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百姓而投案，被判处死刑。临刑时，五人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次年，崇祯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畏罪自杀，五人冤案被平反。苏州民众自发集资，拆毁了毛一鹭为魏忠贤所造的“普惠生祠”，在其旧址起墓合葬了五人的遗体，并书墓碑为“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人的义举，撰写了《五人墓碑记》为墓志铭，以赞扬五人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张溥这样感叹：“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这是苏州仕子典型的正义之举！
对“正义”的追求，在林则徐身上表现得更充分。林则徐曾数度在苏州为官。清道光二年，任江苏按察使，主管司法、刑狱。这次任职，他发现苏州民间存在严重吸食鸦片的情况，他在《云左山房文钞》写下了他关于禁烟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渐渍既非一朝，剪除势难净尽，惟有将积蠹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闾阎稍靖。而此辈窥伺甚工，趋避甚巧，一人耳目，断不能周，要在州县官实力奉行，以安良除莠为务，乃有实际耳！”清洁社会，禁烟禁毒，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林则徐在苏州的戒烟行动，得到道光皇帝倍加赞赏。道光十二年，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主管民务。这一次他又演绎了一出“钱笃笤求雨”的佳话。
道光十二年夏季，苏州逢大旱，眼见田里庄稼纷纷干死，老百姓受饥挨饿，林则徐非常焦急。于是他请来苏州地方上的达官士绅，请他们捐一些银子出来，在苏州设几处“平粜”点，让老百姓能喝一点粥。但是士绅们纷纷哭穷，不肯出钱。林则徐对外宣布：八月初一、初二、初三三天，由他带领地方官吏并地方上所有士绅，到玄妙观求雨，祈求老天赐雨于老百姓。初三那天，玄妙观露台上道士们铺满了芦席，士绅们跟着林则徐依次在席上坐下，求起雨来。
秋天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半天下来，那帮士绅已个个口干舌燥，饥渴难忍，但看到林则徐正襟危坐，一副严肃的样子，只能坐着。快到正午时分，衙役前来向林则徐大声禀报：西津桥送来了一碗灾情水，请各位老爷尝尝。林则徐马上拿起杯子饮用，士绅们也跟着喝起来。这西津桥本是水乡苏州河网最密之处，但由于连日干旱，那里的河水也变成了泥水，这对于平时养尊处优的士绅们来说，简直如苦药一般难吃，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喝。有的士绅泥浆水一喝下去马上便吐了。林则徐见时机已到，立刻将脸一板，喝道：“我在发求雨告示时就讲清楚的，为民求雨要心诚，所以必须斋戒三天，你们吐出来的是什么？我要把今天这事奏明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你们！”公然破坏求雨救民之举，是要杀头的，士绅们发现事情不妙，慌忙跪成一片，并承诺捐粮捐物捐钱，帮助老百姓度过旱灾。不日，苏州办起了好几处“平粜”点，虽逢大灾，但苏州却没有饿死人。
主管民务，“民生”成为林则徐的第一要务。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苦，“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所以，他非常同情农民，对农民尤其关心。他扩建了苏州育婴堂，收容乳婴、断乳婴和残废大婴，并教他们习艺谋生；他鼓励在太湖边建立救生打捞机构；他向朝廷申请拨款20万两用于修复太仓州宝山石塘；疏浚浏河时，他亲自坐在小船上勘察指挥……
追求正义，往往体现在是否让社会公平。道光十三年，军机处下文指责江苏漕赋征收不力。林则徐逐条逐条向皇帝申辩，写得声泪俱下，这份奏疏曾在苏、松地区广为传抄，一时纸贵。林则徐六十一岁时写给他的后任、江苏巡抚李星沅的诗中，也说“三仕江东忆十年”。他还批评自己在江苏为官做得很惭愧，面对一大堆施政难题“终无策”。但苏州人记得他，在苏州市中心，至今还矗立着“林公则徐纪念碑”。
追求正义，同样要求施政者是个正直的人。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苏州知府。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两江总督阿山为迎驾筹集费用，欲增民赋税，以供接待圣驾及侍从随员行旅之需，于是召集诸郡守会商。众人唯唯诺诺，独陈鹏年力陈己见，言“天子銮驾所至，费用自有公帑出，私增赋税，有损圣德”。表示“官可罢，民赋不可增也”。迫使阿山怏怏罢议，以至于心怀去陈之念。不久，因陈鹏年拆除金陵娼妓所居南市楼改建讲堂之事，谓“狭邪之地不宜读法”，构成“大不敬”之罪，下狱论斩。正因陈鹏年为人正义正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和江宁织造使曹寅舍命为之申辩。“叩首至血流满面”，最后使陈鹏年无罪出狱。这本身就说明正直的陈鹏年为人有感召之处！
追求正义，也体现为对奢靡腐败的愤怒。刘禹锡被贬为苏州刺史后，他在苏州接见一个名叫李绅的贪官，这人曾任过司空官职，因仰慕刘禹锡的大名，邀请他饮酒，席上，李绅邀舞女助兴，并请了几个歌伎来作陪。席间，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的大意是：在这豪华的宴会上，歌女打扮入时，唱着美妙的流行歌曲，客人们觥筹交错，起坐喧哗，你李司空花天酒地，习以为常，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从此不胫而走。
民善，一种执政行为的检验
清代苏州西山巡检暴式昭被罢官，年关无米下锅，西山民众自发送米送粮，体现了百姓对好官的爱戴。朱自清听说了这个故事，由衷地感叹，做官做得如何，只有百姓来评判，老百姓说好才是真好，公道自在人心！
苏州众多从政者的行为告诉后人，再多的树碑也不如百姓的口碑！
先来看白居易吧。短短的一年五个月，他离开苏州北上时，苏州百姓纷纷悲啼，刘禹锡有诗描述：“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苏州人舍不得他走，百姓结队随船送出十里之外：“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
韦应物呢，在苏州三年，百姓对韦应物自始至终爱戴有加。韦应物是性情中人，他在任时，处理完了公务，喜欢找个借口，与文人学士聚到一起吟诗喝酒。苏州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不仅不生气，还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官，觉得很是光彩。正是因为他了解苏州，爱苏州的人民，苏州百姓接纳了这位陕西人，称他“韦苏州”。韦应物离任苏州，谁也没有告知，而是悄悄离开的，他怕的就是惊动当地百姓。后来百姓知道了，都非常感动，纷纷去探望他，却都被他谢绝了。对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苏州人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三贤堂”。
再看况钟。他任苏州太守时，事事根据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宣德六年三月，况钟继母去世，况钟奏请朝廷，回家守孝。况钟离开苏州后，那些被打击的奸吏恶人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欺压百姓。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呼唤、怀念之声，溢于衢巷。正统五年，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循例赴部候升，走时“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就是这次，况钟写下了两守诀别诗：“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百姓留恋况钟，苏州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正统七年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在病重期间，七县百姓，先后都到祭坛、寺庙，为他祈祷，有许多人祈求神明，愿“以身代死”来换得他的健康长寿。况钟去世之日，苏州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百姓，都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第二年春天，况钟归柩之日，苏州居民空城而出，河岸上排满了白花花穿孝服的人。群众感佩铭心，哭声震动了天地。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灵柩去后，苏州百姓为了纪念他，还在当地造了一座衣冠冢……苏州府七县大小集镇都建有专祠，岁岁奉祀。百姓家中也悬像祭祀。苏州沧浪亭内，一幅况钟的砖刻画像，至今犹存，下刻“法行民乐，任留秩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的颂词，仍清晰可见。
归有光的散文《吴山图》则记载了另一个百姓称赞的优秀官员。归有光的同年好友魏用晦任苏州吴县令不到三年，就因为政绩赫赫而被朝廷召入任给事中。魏用晦治理吴县时对百姓很有恩惠，百姓苦留不得，魏用晦也不忍离去，于是有热心人就画了一幅《吴山图》，作为临别留念赠给他。归有光感慨：“如今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有一天他和我同在内庭，拿出这幅《吴山图》，边欣赏边感叹，于是让我为这事作一篇记文。啊！魏君对吴县的百姓有如此深厚的情谊，吴县的百姓怎么能忘记他呢？”
汤斌，在苏州两年，离任的时候，苏州的百姓罢市三天，塞道拦留，依依不舍。
“百姓说好才是真好”，朱自清对暴式昭评价的语言虽然朴素，但道出的却是一个千年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衡量一个从政者优劣的标准就是百姓的口碑；就是人民常说的“政声人去后”；就是民善，老百姓觉得好才是好！
正义，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
追求正义，是廉洁从政的外化形式，也是历代优秀的从政者追寻的一种社会理想。
明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党羽毛一鹭在苏州为非作歹，并构陷东林党人周顺昌等，周顺昌平日有德于苏州人民，遂激起苏州民众的愤怒。当魏忠贤派的锦衣卫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民众数万人聚集衙门。事件发生以后，东厂诬告苏州人造反，企图截断河流，抢劫漕运船只。魏忠贤以苏州人谋反为由，欲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百姓而投案，被判处死刑。临刑时，五人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次年，崇祯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畏罪自杀，五人冤案被平反。苏州民众自发集资，拆毁了毛一鹭为魏忠贤所造的“普惠生祠”，在其旧址起墓合葬了五人的遗体，并书墓碑为“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人的义举，撰写了《五人墓碑记》为墓志铭，以赞扬五人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张溥这样感叹：“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这是苏州仕子典型的正义之举！
对“正义”的追求，在林则徐身上表现得更充分。林则徐曾数度在苏州为官。清道光二年，任江苏按察使，主管司法、刑狱。这次任职，他发现苏州民间存在严重吸食鸦片的情况，他在《云左山房文钞》写下了他关于禁烟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渐渍既非一朝，剪除势难净尽，惟有将积蠹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闾阎稍靖。而此辈窥伺甚工，趋避甚巧，一人耳目，断不能周，要在州县官实力奉行，以安良除莠为务，乃有实际耳！”清洁社会，禁烟禁毒，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林则徐在苏州的戒烟行动，得到道光皇帝倍加赞赏。道光十二年，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主管民务。这一次他又演绎了一出“钱笃笤求雨”的佳话。
道光十二年夏季，苏州逢大旱，眼见田里庄稼纷纷干死，老百姓受饥挨饿，林则徐非常焦急。于是他请来苏州地方上的达官士绅，请他们捐一些银子出来，在苏州设几处“平粜”点，让老百姓能喝一点粥。但是士绅们纷纷哭穷，不肯出钱。林则徐对外宣布：八月初一、初二、初三三天，由他带领地方官吏并地方上所有士绅，到玄妙观求雨，祈求老天赐雨于老百姓。初三那天，玄妙观露台上道士们铺满了芦席，士绅们跟着林则徐依次在席上坐下，求起雨来。
秋天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半天下来，那帮士绅已个个口干舌燥，饥渴难忍，但看到林则徐正襟危坐，一副严肃的样子，只能坐着。快到正午时分，衙役前来向林则徐大声禀报：西津桥送来了一碗灾情水，请各位老爷尝尝。林则徐马上拿起杯子饮用，士绅们也跟着喝起来。这西津桥本是水乡苏州河网最密之处，但由于连日干旱，那里的河水也变成了泥水，这对于平时养尊处优的士绅们来说，简直如苦药一般难吃，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喝。有的士绅泥浆水一喝下去马上便吐了。林则徐见时机已到，立刻将脸一板，喝道：“我在发求雨告示时就讲清楚的，为民求雨要心诚，所以必须斋戒三天，你们吐出来的是什么？我要把今天这事奏明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你们！”公然破坏求雨救民之举，是要杀头的，士绅们发现事情不妙，慌忙跪成一片，并承诺捐粮捐物捐钱，帮助老百姓度过旱灾。不日，苏州办起了好几处“平粜”点，虽逢大灾，但苏州却没有饿死人。
主管民务，“民生”成为林则徐的第一要务。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苦，“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所以，他非常同情农民，对农民尤其关心。他扩建了苏州育婴堂，收容乳婴、断乳婴和残废大婴，并教他们习艺谋生；他鼓励在太湖边建立救生打捞机构；他向朝廷申请拨款20万两用于修复太仓州宝山石塘；疏浚浏河时，他亲自坐在小船上勘察指挥……
追求正义，往往体现在是否让社会公平。道光十三年，军机处下文指责江苏漕赋征收不力。林则徐逐条逐条向皇帝申辩，写得声泪俱下，这份奏疏曾在苏、松地区广为传抄，一时纸贵。林则徐六十一岁时写给他的后任、江苏巡抚李星沅的诗中，也说“三仕江东忆十年”。他还批评自己在江苏为官做得很惭愧，面对一大堆施政难题“终无策”。但苏州人记得他，在苏州市中心，至今还矗立着“林公则徐纪念碑”。
追求正义，同样要求施政者是个正直的人。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苏州知府。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两江总督阿山为迎驾筹集费用，欲增民赋税，以供接待圣驾及侍从随员行旅之需，于是召集诸郡守会商。众人唯唯诺诺，独陈鹏年力陈己见，言“天子銮驾所至，费用自有公帑出，私增赋税，有损圣德”。表示“官可罢，民赋不可增也”。迫使阿山怏怏罢议，以至于心怀去陈之念。不久，因陈鹏年拆除金陵娼妓所居南市楼改建讲堂之事，谓“狭邪之地不宜读法”，构成“大不敬”之罪，下狱论斩。正因陈鹏年为人正义正直，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和江宁织造使曹寅舍命为之申辩。“叩首至血流满面”，最后使陈鹏年无罪出狱。这本身就说明正直的陈鹏年为人有感召之处！
追求正义，也体现为对奢靡腐败的愤怒。刘禹锡被贬为苏州刺史后，他在苏州接见一个名叫李绅的贪官，这人曾任过司空官职，因仰慕刘禹锡的大名，邀请他饮酒，席上，李绅邀舞女助兴，并请了几个歌伎来作陪。席间，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的大意是：在这豪华的宴会上，歌女打扮入时，唱着美妙的流行歌曲，客人们觥筹交错，起坐喧哗，你李司空花天酒地，习以为常，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从此不胫而走。
民善，一种执政行为的检验
清代苏州西山巡检暴式昭被罢官，年关无米下锅，西山民众自发送米送粮，体现了百姓对好官的爱戴。朱自清听说了这个故事，由衷地感叹，做官做得如何，只有百姓来评判，老百姓说好才是真好，公道自在人心！
苏州众多从政者的行为告诉后人，再多的树碑也不如百姓的口碑！
先来看白居易吧。短短的一年五个月，他离开苏州北上时，苏州百姓纷纷悲啼，刘禹锡有诗描述：“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苏州人舍不得他走，百姓结队随船送出十里之外：“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
韦应物呢，在苏州三年，百姓对韦应物自始至终爱戴有加。韦应物是性情中人，他在任时，处理完了公务，喜欢找个借口，与文人学士聚到一起吟诗喝酒。苏州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不仅不生气，还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官，觉得很是光彩。正是因为他了解苏州，爱苏州的人民，苏州百姓接纳了这位陕西人，称他“韦苏州”。韦应物离任苏州，谁也没有告知，而是悄悄离开的，他怕的就是惊动当地百姓。后来百姓知道了，都非常感动，纷纷去探望他，却都被他谢绝了。对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苏州人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三贤堂”。
再看况钟。他任苏州太守时，事事根据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宣德六年三月，况钟继母去世，况钟奏请朝廷，回家守孝。况钟离开苏州后，那些被打击的奸吏恶人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欺压百姓。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呼唤、怀念之声，溢于衢巷。正统五年，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循例赴部候升，走时“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就是这次，况钟写下了两守诀别诗：“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百姓留恋况钟，苏州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正统七年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在病重期间，七县百姓，先后都到祭坛、寺庙，为他祈祷，有许多人祈求神明，愿“以身代死”来换得他的健康长寿。况钟去世之日，苏州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百姓，都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第二年春天，况钟归柩之日，苏州居民空城而出，河岸上排满了白花花穿孝服的人。群众感佩铭心，哭声震动了天地。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灵柩去后，苏州百姓为了纪念他，还在当地造了一座衣冠冢……苏州府七县大小集镇都建有专祠，岁岁奉祀。百姓家中也悬像祭祀。苏州沧浪亭内，一幅况钟的砖刻画像，至今犹存，下刻“法行民乐，任留秩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的颂词，仍清晰可见。
归有光的散文《吴山图》则记载了另一个百姓称赞的优秀官员。归有光的同年好友魏用晦任苏州吴县令不到三年，就因为政绩赫赫而被朝廷召入任给事中。魏用晦治理吴县时对百姓很有恩惠，百姓苦留不得，魏用晦也不忍离去，于是有热心人就画了一幅《吴山图》，作为临别留念赠给他。归有光感慨：“如今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有一天他和我同在内庭，拿出这幅《吴山图》，边欣赏边感叹，于是让我为这事作一篇记文。啊！魏君对吴县的百姓有如此深厚的情谊，吴县的百姓怎么能忘记他呢？”
汤斌，在苏州两年，离任的时候，苏州的百姓罢市三天，塞道拦留，依依不舍。
“百姓说好才是真好”，朱自清对暴式昭评价的语言虽然朴素，但道出的却是一个千年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衡量一个从政者优劣的标准就是百姓的口碑；就是人民常说的“政声人去后”；就是民善，老百姓觉得好才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