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有些进城干部官僚主义的做法，朱德曾严厉指出：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当然，从朱德“下去”的经历看，在那个年代里，“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真情后所带来的风险。“大跃进”开始时，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展的今天，领导干部所处环境与朱德所处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但朱德的感慨仍能给人以深刻启示：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要克服“下不去”的一切障碍，摒弃“工作太忙没空下去，信息发达不用下去，害怕群众不敢下去”的思想观念，真正地“下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张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