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典反腐”背后的漏洞

　　朱元璋当上明朝开国皇帝后，就不遗余力地反腐肃贪，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他对贪官污吏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他发明了剥皮填草，就是将贪污官员处死后，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朱元璋建立了一套由《明律》、《大诰》、《铁榜》以及律文以外的一些诏令，单行科条组成严密的法律体系。《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规定犯“枉法赃”，官“八十贯，纹”，吏“一百二十贯，绞”。犯“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规定：“凡监临官吏挟势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取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是执法御史及督抚这类的“风宪官吏”犯赃，加二等治罪。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至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明律规定“并赃论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粮)”字样，耻辱终身，赃四十贯处斩。明律对官吏索贿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明律还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
　　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且道杀最厉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编》规定，官吏“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死”，《大浩三编》规定，官吏受赃而纵囚徒者，“本身处以极刑，络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
　　“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起初的威慑作用大大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然而，朱元璋却从道德高度出发，认为官员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朱元璋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的做法，面对强大的腐败传统、官员们糊口的生存权利，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就变得不切实际起来，变得没有自觉遵守的制约力。腐败现象难以根绝，就丝毫也不奇怪了。(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