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同露天电影相比，听说书先生说书的规模就小得多了，但其魅力毫不逊色。这样的事情一年最多一回，有时要等上两三年。因选择的是农闲时节，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故说书的活动多在生产队的队部里举行。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表演和讲述，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最多时房间里的人多得能挤出痱子，到了后来就剩下了稀稀落落的数十个听众，而年少的我则是其中最忠实的一个。

当田里的庄稼归了仓，当鹅毛大雪席子般覆盖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当寒风一个劲地往脖领子里钻，家乡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一度漫长的百无聊赖的猫冬时光。屋外天寒地冻，大人懒得出去，一家人盘腿坐在烧热的土炕上闲聊或打打扑克，就感到这样过日子的空寂和窒息，就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夜晚的时间尤为漫长，村里人无事可做，便早早躺下睡觉，那梦多半是苦涩乏味、毫无光彩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书先生拄着一根纤细的拐杖从外村走来了。他是个令人同情的盲人，因此手中的棍子并不是为了支撑，而是为了探路，他就是这样一路探寻着慢腾腾地摸进了我们村。村里就像一锅烧热的开水沸腾起来，一大群妇女和孩子将说书先生团团围住，那探寻的目光充满了惊奇和钦佩。人们议论纷纷，说这先生就是一本奇书呢！他一个人不用别人带领，是怎么走进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呢？众目睽睽之下的说书先生知道大家伙在端详自己，便满脸的笑意，只是那眼窝深陷，没有一丝涌动的光泽。他背着一个书包和一把暗红色的二胡，默默无语地站在村街，他知道自己的到来将给人们带来不少的满足与快乐。

说书先生像贵客似的被请进了队部，生产队长是一个铁杆的书迷，对说书先生的到来自是满心欢喜，便满口应承下来。谈到报酬，队长用商量的口吻说一个月下来，最多给个十块八块的。但说书先生并不计较，说只要有地方住有饭吃就行了。事情就这样顺利地敲定了，他被安排住在队部，伙食由保管员负责，一日三餐都是高粱米饭、一块豆腐和一碗水煮大白菜。这样的规格在那艰难的年代是相当奢侈的。

翘首以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到了傍晚，村里人三三两两地向队里走去，将偌大的房间塞得满满的。人们大多盘腿坐在土炕上，有时人多，屋的两侧也站了不少听众。屋中央的空地上，是留给主角说书先生的。这里摆着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椅子，还有暖瓶和茶缸。等人到得差不多了，说书先生由保管员领了进来。他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面对嘈杂喧闹的人群，好像有明察秋毫和洞穿世事的超常本领。说书先生的开场白通常在“呱嗒呱嗒”悦耳的竹板声中进行，人们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伴随说书先生舒缓有致、声情并茂的讲述，听众立马进入了书中的世界，眼前仿佛浮现出古代勇士们在疆场上浴血搏杀的激烈场面。讲到关键处，不知是嗓子有些哑了，还是手腕摇酸了，抑或是故意卖关子，说书先生会稍稍停顿一下，饮一口水，慢悠悠地拉起二胡来，那音怪怪的，就像说书先生自己坎坷不平的命运，却紧紧揪住了听众的心。时至夜半，有人哈欠不止，说书先生就来了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便从容地收了场。有时停电，保管员就在旧书桌上燃上煤油灯或蜡烛，房间里光线柔暗了许多。光线闪闪烁烁，这样的氛围显得神秘莫测，似乎对说书的场景而言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说书先生说唱的，不过是古书里的事，诸如《封神榜》《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但他并没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一番再创造，活灵活现地将书里的世界勾勒了出来，因此有人称说书先生是穿梭于村庄之间无法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家。

及至长大成年，我涉猎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大部分说书先生说的和书中写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的以讹传讹，有的顺序倒置，有的则是说书人的杜撰。但我并不想责怪这些说书先生，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看书，他们只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从同样命运的师傅那里传承着说书的本领，其中的失误在所难免。

印象最深的是说书的赵先生。赵先生同别的说书先生不大一样，他戴着一副墨镜，将深陷的眼窝藏在镜片后面，一身褪色的旧军用棉衣套在他纤弱的身体上格外挺括潇洒，显得他温文尔雅。据说赵先生父母双亡，自小就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是省城沈阳一位姓郭的先生收留了他。郭先生也是一个盲人，是享誉省城的响当当的说书先生。这样子承父业，赵先生就成了游走四方的说书先生。按赵先生的话说，他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这种飘忽不定的民间艺术的生活，无疑有着诸多的难言之隐。

然而，我不认为赵先生是靠乞讨为生的人。像大部分的说书先生一样，赵先生是高贵的，因为他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传播民间文化的角色，给沉寂贫寒的乡村和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送去了一抹撩人的亮色与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实现的梦想。所以，一想起说书先生，我就对其肃然起敬。

于是，我的脑海又浮现出说书先生艰难行走在乡村土路上的生动画面。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在漂泊不定的旅程中，说书先生寻找和发现属于民间艺人的人生归宿。而手中纤细的盲杖就像在风中起舞，就像工兵手中的探雷器，那种探寻和戳戳点点行走的姿态，我是没有理由忘却的。（张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