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南北的动脉 延续历史的血脉—— 中国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华夏民族的血脉。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同意将中国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中国大运河包括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包含贯穿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个部分，曾是中国古代南北互通的大动脉。

一条王朝供给的生命线

对历代王朝而言，开凿大运河的根本目的是漕运。《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漕运的本意，是通过水路运转谷物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北方，需将南方的田赋和各种物资运抵京城。陆路运输速度慢、运量小、费用高，海运又风涛险恶，而运河漕运运量大、费用低，逐渐成为运输的唯一理想方式。古语称“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就是对漕运兴盛的形容。作为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运河漕运解决了国库存储、军饷供给、民食调配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786年，中国唐代都城长安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因为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百姓食不果腹，草根树皮都吃得一干二净。更糟糕的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趁乱造反，霸据东南，自立为王。唐德宗强装镇定，赶紧调兵遣将前去平叛。可是坏消息接踵而至，叛军造反致使漕运中断了，这无异于断了唐王朝的命脉，唐德宗父子急得抱头痛哭。后经奏报，由扬州起运，通过大运河运往长安的一批粮食，因为叛军造反，不得不中途停运。得知扬州并未落入叛军之手，唐德宗长舒一口气：“如果有一天奸贼攻陷扬州，我们就会失去整个江南，而如果没有了江南，也就没有了李唐天下。”

唐德宗为何如此看重大运河边上的扬州？隋朝时期，隋炀帝在古邗沟的基础上不断向南、向北延伸，全线开凿大运河。让隋炀帝想不到的是，自己以全国之力开凿的大运河，让隋王朝逐渐没落，却无意中开启了大唐王朝的盛世欢歌。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所言：“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而扬州，则成为这曲欢歌中的一段最强音。

扬州在大运河地位上的凸显，还得益于唐玄宗时期的一次漕运改革。起初，漕运采用的是“长运直达法”，就是从南方各地出发的漕船，不经过中间转运，直达长安。可时间一长，人们发现大运河的各段河流，常常因水情不同发生水浅停运的情况。由于漕运艰难，唐玄宗曾一度离开都城长安，常年驻于洛阳，“就食东都”。

后来，唐玄宗命河南转运使裴耀卿负责整顿漕运。裴耀卿经过研究，提出分段运输法，即把南方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先统一集中到扬州，在扬州另行组织漕船，沿大运河转运到长安。如此一来，漕运大为畅通，扬州也就成了大运河上唯一的转运枢纽。

裴耀卿的分段漕运方案，解决了漕运艰难的问题，漕粮由唐初的每年20万石增加到700万石。中唐以后，江淮地区负担着国家赋税的十分之九，几乎全靠大运河转运。

一道闸在申遗天平上的重量

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第331页阐述：“中国大运河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大运河为解决高差问题、水源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工程实践，是开创性的技术实例，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伟大创造。”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中国古代，水路就像高速公路。但水路同样让人有烦恼：一船货物，如何从低水位“飞”上落差两三米的高水位河段？杭州城百姓需要喝钱塘江水时，如何防止泥沙俱下？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北宋时期杭州知州苏轼，他们的智慧火花烧在一处：修闸。

闸，是古代大运河上一个不得不提的“高科技创新产品”。吴越王钱镠挺有水利天赋，他于1000年前开挖一条新河，沟通钱塘江与盐桥运河，设置龙山闸拦截泥沙，催生出“鱼盐聚为市，烟花起成树”的繁茂集镇。

据《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西湖游览志》记载：北宋真宗天禧年间，余杭地方官为了方便舟楫往来，毁了位于半道红的堰闸，西湖水往下游流去，百姓用水紧张。这一来，只好开龙山闸等闸门，放江水入城。结果，“沙泥浑浊，一汛一淤，积日稍久，便及四五尺”。运河里有四五尺厚的淤泥，哪里还能行舟，因此常常要疏浚。疏浚时，腐臭的河泥堆在沿岸，附近居民叫苦连天。遇到下雨，河泥又会被重新冲入河道。当来不及疏浚时，往往“谷米薪刍，缘此暴贵”。

1089年，苏轼来到杭州。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治水，给运河“洗澡”。

苏轼创造性地在杭州市中心河道上加了一道闸门——钤辖司前闸，位于今天杭州新华路附近。一旦钱塘江涨潮，则关闭钤辖司前闸，打开南面的龙山闸等闸门，让掺杂着大量泥沙的潮水先通过一段运河之外的河道。等到潮水退去，水质变清，再开钤辖司前闸放水，如此得到的便是清水了。也就是说，从今天杭州的新华路到之江路这一段河道（北宋时叫做茆山河），变成了一个长条形的泥沙沉淀池。于是，西湖再无潮水淤塞开淘骚扰之患。而苏轼也因为大运河千古留名，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一座从河上漂来的城市

老北京有句谚语：“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元大都，还是明清北京城的修建，所需的大量木材和砖石，大多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原本的运河已不足以适应元政府漕运的要求。于是，元政府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开通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从安山经寿张至临清，开通了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南自杭州，北至天津，大运河基本贯通。此时，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漂”到了通州，加上从海路运来的数量不菲的漕粮，都统统堆积到了通州。可那时坝河的运输能力十分有限，成千上万的物资只能走40余里旱路进京。除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之外，人畜的疾病死亡和粮食霉烂损坏非常严重。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来解决这最后40里的“瓶颈”问题。

郭守敬（1231-1316），元朝著名的水利专家。公元1291年，郭守敬担任领都水监事一职，在元世祖的支持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开始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

在巡察了大都的水资源状况和周围地形特点后，郭守敬提出了开挖运河的建议，总体建议是扩大上源，引白浮瓮山河入积水潭，经玉河南折，接闸河，打通大都城“海子”（现积水潭）和通州白河的水路交通。

在这段运河工程中，郭守敬设置了一些堤坝和可以升降的闸门来调节水量，使大船通行，这是水利工程上的创造性设计。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工程全线竣工，漕船可以从3000里之外的杭州直达“海子”码头。那时的“海子”堪称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漕船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水面。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看到如此盛况，大喜过望，命名这条人工河道为“通惠河”。通惠河通行后，从南方运粮可直达大都，对发展南北交通和漕运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南北大运河格局正式形成。

元朝大运河的开通，“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浙右之地，若苏、湖、常诸郡，土壤肥沃，民务细作，岁赋租米数百万石，酒粮以供京师。”据统计，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元代运河南北全线贯通后，将隋代始创的“之”字形运河路线拉直，缩短了航程，为明清运河漕运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国之大事，惟兵与漕。”在清代，漕运的政治意义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漕粮被称为“天庾正供”“朝廷血脉”。

天地之间有大美。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像大运河这样的人类伟大杰作并不孤独，因为中国还有一座万里长城。只不过，万里长城是静态的，而大运河则是活态的，尽管没有前者那么显赫，但是山东济宁以南的河道，依然百舸争流，生机勃发，一如既往发挥着航运、灌溉、防洪、改善生态等多项功能。中国大运河体现了中国人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伟大智慧，对中华民族长期统一和繁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大运河就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练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