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治世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九十六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中华先贤筚路蓝缕、追求善治的光辉史迹，足以鼓舞豪情、振奋精神。

自古以来，向往和平、追求大同就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梦想。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些朝代在建政初期因统治者借鉴历史教训顺应民心，相对勤政廉洁，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太平景象，史书上称之为盛世。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西汉“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盛世，唐代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出现两个盛世高峰，清代自康熙到乾隆臻于极盛的康雍乾盛世。

盛世的基本内涵

时代不同，盛世治下的中国社会也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看，是有共同内涵的，有一些衡量盛世的基本指标。

一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

纵观汉、唐、清三大盛世，都是在大乱之后出现大治，统治者积极吸取前车之鉴，政治上保持开明作风，兴利除弊，努力促使社会稳定。

西汉立国之初，继承的是秦朝二世而亡、天下凋敝的烂摊子，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文景二帝笃信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简省刑罚、断狱从轻。汉文帝继位之始，尚处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中，政治上肃清诸吕的影响成为首要目标，当时诸侯王势力十分强大，导致中央集权被削弱，文帝沉着应对，稳定了政局；为了选拔人才，文帝开创了“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的察举制度。汉景帝大力削藩，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国的权力得到抑制，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与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样，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唐太宗深明“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之理，多次下诏求贤，并任人唯贤，不避亲仇，遵循“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用人原则。他还十分注重纳谏，听取不同意见，从谏如流。他还特别注重吏治，派李靖等十三名巡视大使，考察全国官吏，遍访民间疾苦，并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换来了中国历史上官场最为廉洁的时期。

清代康熙朝，因为重视汉族经学之士，涌现出一大批廉吏能臣。雍正即位后，在政治上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举措，革除康熙晚年的积弊，在康雍乾盛世期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设立军机处，理顺了皇权与臣权的关系；其次，在皇位继承上，改变了汉代以来的太子制度，创立秘密立储制，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和接班人的优良人选；再次，澄清吏治，裁革陋规，重拳治贪，全面整顿了官场风气。乾隆时期，在政策上强调宽严并济，把清代的盛世局面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经济发展，财政充盈。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势必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盛世无一例外都是历史上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夫农，天下之本也。”这是汉文帝的名言，也是他的行政宣言，他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生产，亲自参加农耕活动，命皇后养蚕，垂范天下。为了恢复生产，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而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干脆免除天下田租，直到景帝三年才复收，此后维持在三十税一。一系列宽松的赋税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了景帝后期，粮仓里的储粮陈陈相因，流出仓外，府库的钱太多，堆积多年，以致穿钱的绳子烂掉。

“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特别爱惜民力，强调以民为本，下令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为了恢复发展生产，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结合的方法，既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贞观年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大唐气象，开放包容，使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最大的价值，成为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唐朝的盛世到开元年间达到了高潮，杜甫有诗《忆昔二首》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同样，据《清实录》记载，康雍乾盛世时期清政府对赋税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至乾隆末年，人口超过3亿，耕地突破10亿亩，经济总量占世界1/3强，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

三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

盛世是综合国力强盛的集中体现，各项事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家统一，四海升平是基本标志。

汉文帝时期，不仅内政棘手，边患也十分严重。北方，自白登之围以来，汉与匈奴边战边和；南方，南越王赵佗与汉室分庭抗礼。面对严峻的周边环境，文帝采取正确的策略，稳定了南北方的局势。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并在边界地区设立榷关，进行贸易，最大程度的降低匈奴犯边的损害。文景二帝，为恢复国力，尽力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兄弟民族以礼相待，换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促进了中原人民和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国家大一统打牢了根基。

唐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恩威并施，唐太宗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戴，被赞誉为“天可汗”。贞观三年起，太宗就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打退薛延陀，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成为黄金大通道，进入了全盛时期。当然，征战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用和平交往的方式争取人心，唐代在归顺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并与吐蕃、南诏等保持了和平共处的良好局面。

清朝入关后，实行满蒙联姻，解决了蒙古诸部和西藏问题，实施较为成功的民族政策，经过康雍乾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退沙俄、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等，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四是文化昌盛，艺术繁荣。

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宽裕的经济条件，以及宽松的文化政策，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便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文景之治时期，以汉赋为代表的汉代文学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了贾谊、陆贾、刘安等汉赋八家和《吊屈原赋》《过秦论》《治安策》《说苑》等传世名篇。而绘画、雕刻、音乐等诸多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从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可见一斑。

盛唐气象更是独领时代风骚，既是一个吐纳百川、熔铸古今的时代，又是一个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时代，在文学、史学、科学、艺术等各领域都有卓越创造。唐诗这颗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自不待言，书法、绘画、雕塑艺术成果丰硕，诞生了颜真卿、吴道子等一大批书画大师。从贞观年间开始，唐都长安成为亚洲文化交流中心，影响辐射至全世界。

康雍乾盛世，文教大昌，康熙开设博学鸿词科，“乾嘉学派”成绩斐然，有超越汉宋之势。国家主导的文化工程是这一时期的亮点，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等。而民间在散文、小说、诗词、戏曲、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一系列巨著的诞生，桐城派散文对后世影响深远。多种地方曲种竞相争辉，构成了音乐、舞蹈艺术繁花似锦的局面，如京剧成为后来的国粹。

盛世的治理经验

盛世的魅力是无穷的，盛世的出现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给力政策长期作用的结果，它对现代社会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治理经验。

以民为本，安民富民。《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个政权要想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要珍惜民力，偃武修文，取信于民。盛世时期，无一例外地采取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并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盛世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经济基础。汉、唐之初立，都吸取暴秦、暴隋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清朝定鼎中原，异族身份使其处理与百姓的关系更加谨小慎微，康熙帝奉儒学仁政思想为圭臬，宽以待民，最终赢得民心。

自强不息，持之以恒。“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纵观盛世的统治者，都有一颗自强不息、朝着梦想迈进的恒心，并能以身作则，长期励精图治。汉代文景二帝、唐太宗、康熙帝、雍正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勤奋之君，他们的个人能力是一方面，但若跟胡亥、杨广一样，只知挥霍奢靡，不知奋斗，也是不会促使盛世形成的。所以，要勤俭治国，不能懈怠。

制度建设，国之根本。朝令夕改，人心不稳，盛世的出现往往要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几代人的努力，这既要因地、因时制宜，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要使政策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制度建设是盛世出现的保障。西汉“萧规曹随”，延续了汉初的基本政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唐朝的政策保持稳定连续，稳中渐变，有效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清朝康雍乾时期也是维护祖宗之法，政策一脉相承。

重视吏治，严厉反腐。任何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都要靠人去推行和实践，若没有一个风清气正的为官环境，盛世或治世是不可能出现的，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只能导致衰败。《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所以历代盛世，君主都非常重视整饬吏治，严厉反腐，用严刑峻法惩治腐败，同时，大力擢用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官员。从反面看，盛世的结束——西汉的衰亡、唐朝安史之乱由盛转衰、清朝嘉道中衰，无不与吏治渐趋腐败有密切关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连环相扣，这是盛世衰落带给我们的警示之一。

重视人才，发展文化。盛世的出现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达到的，势必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努力，人才是国家治理和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人才强国，古今皆然。汉文帝重用贾谊，体现汉文帝的爱才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旧恶用魏徵，“房谋杜断”更是传为佳话。唐玄宗信任姚崇、宋璟，为开元盛世做出了杰出贡献，史称“姚宋”。清朝康熙帝开设博学鸿词科，笼络士子，并亲自登门求贤，使汉族知识分子释怀。种种重视人才的举措，加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赵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