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领袖家风美谈

        国风看党风，党风首先看领导干部的作风及其家风。我们党历来要求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搞好家风建设。在这方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倡导的一代优良家风，以及其中蕴含的治家理念，早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有口皆碑的佳话，值得我们品味和弘扬。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律子。他虽然对子女疼爱有加，但绝不娇惯，而是要求他们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他十分喜欢《触詟说赵太后》一文。此文在深刻分析众多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认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推荐此文，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毛泽东从历史事件中获得启发，提醒全党要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的教育格外严格。中学时代的李讷，读的是实验中学，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但是，上了大学之后，身边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这对她的帮助很大，因为毛泽东一再严格要求她，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她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这些东西。正好，大学有一门课讲到《庄子?秋水篇》，这篇寓言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与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读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应该彻底地改变这一切，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于是，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自己读《庄子?秋水篇》的体会。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 1963年1月4日 ，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信是这样写的：“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毛泽东的信，诚恳、真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讷等干部子弟的毛病。李讷在给毛泽东的复信中，再次进行自我批评，并决心痛改缺点，振奋精神。 1 月 15 日 ，毛泽东又给李讷回信：“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下，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产生了不小进步。许多年后，当李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记得当时自己的心理变化：“经过这个以后，我开始在思想上觉得父亲说得真是对，我要按他的教导作，精神上也比较开朗了，和大家还处得很好。我觉得父亲对我的鼓励是最好的鞭策，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但是真正触动我是在大学这一段。”

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有人曾用这样一首诗赞美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的确，周恩来在“无私”和“不矜”上，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家风美德。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崇高品德风范的真实写照。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执行的。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 1961 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亲友中有人想到大城市工作，有人想让周恩来给安排一份较好的工作。但周恩来总是耐心说服他们，或委托秘书写信劝告他们：“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的任何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其生活都是幸福的，都是有前途的。”

                                  刘少奇：要有为人民而学习，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还要取得人民对你的信任 


        作为父亲，刘少奇也很疼爱自己的子女，但他的原则是爱而不娇，严加管教，严格要求。 1955 年，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由于和同学们相处的关系不好，要求转学转系。针对刘允若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刘少奇十分重视，但他并没有迁就儿子，而是写了一封长信，从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出发，帮助儿子分析自身问题，教育他正确对待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的关系，彻底抛弃错误思想，接受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和批评。在信中，刘少奇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现在正在学习技术，也就是准备学会一门本领以便为祖国服务。如果你要对祖国有所贡献的话，仅只掌握了技术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为人民而学、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还要取得人民对你的信任。而要取得人民的信任，首先就要取得你的组织和你的同学们、先生们以及一切同你熟悉的人们的信任。如果熟悉你的人都不信任你，不熟悉你的人更不会信任你，人民也就不会信任你；人民不信任你，即使你学了什么本领也是没有用的。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是最可耻的人。你无论如何也不应成为这样的人。你必须立即警惕，改正错误，否则，你是有这种危险的。”
收到刘少奇的来信，刘允若受到了一些教育，但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依然从心底厌恶自己所学的专业。相反，他采取了一种消极态度，打算把身体搞垮，然后被大使馆送回国。围绕这件事，刘少奇很着急，又给儿子、给我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写了几封信，帮助儿子解决思想问题。殷殷之情，溢于言表。针对儿子的悲观情绪，刘少奇在信中要求他：“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生一点病，是会好的，不应该影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必须力求转变，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否则，对于你是危险的。” 为了使大使馆党组织了解刘允若的思想状况，刘少奇还把刘允若的信和他的回信抄给大使馆，并表示“如果他转学不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而他又不愿继续学习他现在学的专业，那就请大使馆党的组织考虑是否令其退学回国的问题。”
        根据刘允若后来的回忆，开始他对刘少奇的批评不以为然，仅为转学转系这类小事，犯不上那么上纲上线，甚至认为“搞政治的人简直是铁面无情。”后来，他才逐渐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根据国家需要，安心学习飞机制造专业，最后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朱德始终重视家庭教育。他曾经对孩子们说：“如果说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在长期探索如何教育子女、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要接班，不要接“官”。所谓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为人民服务的班，如果忘掉了人民，心里想的是当官，就会脱离群众，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要接好班就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实实在在地干工作。
        1962 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和利。”他还经常告诫孩子们：“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少爷。”
        朱德的一个外孙中学毕业后，在他的鼓励下，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生产，被分配去养猪，由于力气不够，把猪食洒了一身，一生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后，马上回信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
        1974 年，部队考虑到朱德已是 88 岁的老人了，几个外孙、孙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把在青岛海军当兵的小孙子朱全华调回到了北京。朱德知道后，当面对部队的同志说：“我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孝子贤孙。”在朱德的要求下，部队决定把朱全华调到南京海军某部工作。调令下来后，马上就要过年了，朱全华想陪爷爷奶奶过完年后再去报到，朱德听后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增强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朱全华在大年三十愉快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邓小平：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
        早在 1961 年，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就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走过了 58 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邓榕认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洽的。”邓林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个典范。”
        卓琳与邓小平继母夏伯根 50 多年的融洽关系就颇为世人称道。夏伯根仅年长邓小平五岁，是嘉陵江上贫苦船工的女儿，卓琳是富家出身有着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但她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尊敬、善待夏伯根，并在邓小平过世后，奉养百岁高龄的夏伯根老人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着实难能可贵。
        在孩子们的眼中，邓小平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在教育孩子方面，邓小平总是做的多，说的少，身教重于言教。邓林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 邓楠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邓榕回忆：“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教育。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一点一滴，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个人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们觉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运，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情，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弟弟邓垦说：“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实事求是”“无私无畏”，这是邓小平八十寿辰，兄弟姐妹赶来为他祝寿时，他书赠给弟妹们的。

陈云：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