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之“赵无恤袖中藏简”

《资治通鉴 周记一》：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无恤之贤能，毋庸置疑。但立刻从衣袖中掏出竹简却令人难以置信。战国早期古人衣着宽袍大袖（数十年后始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竹简乃笨重之物，放在袖中三年之久，天下没有这种怪事，多半另有内情。

赵无恤乃从妾所生，属于地位最低的庶子，而周王朝的礼教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度，故想要打破惯例上位必须要有非常手段。笔者愚见，他多半是在老父身边安排心腹作为内应，事先获得消息，才有此段史料流传。其后他执掌牛耳，成一国之君，谁能道破内情？谁敢道破内情？胜利者书写历史，假话遂成佳话。明了这一点，所谓的袖中藏简之说，不过是权力争夺大戏中的一段片花而已。

反观赵伯鲁先生，面对老父的提问何以张口结舌？除了能力所限之外，还在于他自恃世子身份，有着体制层面的保障，既疏于准备，更疏于防范。岂料老父打破常规，最终无奈出局。

尽管赵无恤在夺权大战中搞了些小动作，但他有血性、恤民情、灭智氏，还位老兄赵伯鲁一脉，有胆有识、成就斐然，些许小动作于他英名不仅丝毫无损，反而更增颜色。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其实赵无恤究竟有没有把竹简放在袖中三年，压根就不算个事，也大可不必于此纠结。笔者感叹的是：像赵无恤这样出生低微、没有背景，但有能力、能干事、想干事的人才，在最初上位时也不得不靠小动作方能如愿，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众所周知，干部队伍的结构从古至今都是宝塔型的，越往上位置越少，所以在干部任用时就必然涉及到选择问题。可手心手背都是肉，用了这个就亏了那个，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地区、部门的一把手，位高权重，压力大，一有问题上面首当其冲问责的就是一把手，因此下面的干部，特别是重要的、核心的岗位，他必须要任用一些自己熟悉的干部，只有熟悉才能知根知底，清楚脾气秉性能耐，便于驾驭和掌控。如此，远近亲疏的差别也就顺理成章的自然发生。

问题正在这里。有一类干部，没有背景，没有政治资源，不善于或不愿意打点关系，更不会刻意投机钻营，制造机会在上级领导面前表现自己，唯一的特长就是埋头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可组织是什么？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组成的，是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所领导的，你如果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不能让一把手对你留下好印象，就很难进入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换句话说，仅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只要你无法接近权力中心，不能被掌权者所了解、所认可、所信任，就很难有施展能力的机会和舞台。这类干部正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满怀许党许国之心，一腔干事创业热情，却因不跑、不送、不拉关系，硬是在一个岗位上蹉跎二十载光阴。因为埋头苦干，所以默默无闻，好像不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诚然，赵无恤的经历难以复制，但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中，至少易学习现象不应普遍存在。无论如何，逼迫老实人学会不老实，总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