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
1975年年底，我从建湖县委宣传部调至盐城地委办公室。1983年3月1日，盐城撤地建市，我继续在市委办公室工作，直至1988年8月调离。这十多年时间里，能有机会在经历过战争年代考验锻炼的老一辈领导干部们身边工作，直接受到他们坚持原则的党性、正直无私的品德和为政清廉的作风耳濡目染，使我受益终生。
那时，地委行署领导包括顾问总共有十多人，均没有专职秘书。领导也无固定专车。行政科有个驾驶班，七八辆小车，其中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后来添了一辆上海轿车，其余都是帆布篷的国产吉普，车况大多较差，有的跑了三四十万公里也还在继续服役。我调到办公室的第三天，即跟地委的一位副书记坐吉普车外出，次日早晨从射阳县城出发，经海堤公路往大丰，由于那辆车发动机出了毛病，一路上不时抛锚，直到天黑才到达大中镇，100多公里路程整整花去13个小时，车况可见一斑。那时一路上没个修理厂，驾驶班又没有汽车可以替换，全凭驾驶员自己查找毛病修理，不仅急得驾驶员满头大汗，我也浑身不自在，倒是这位老领导不仅没发火，还不停地安慰驾驶员不要急。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领导同志到县里去，一般都坐吉普车，只有到省城开会才安排小汽车。一次，我跟地委书记杨明坐吉普车去盐城县西乡检查工作，到秦南后改坐船往北龙港，到达时天色已晚，简单地吃了晚饭后，杨明书记连晚就听取县和公社负责同志的汇报，打算第二天上午再到田头察看，当晚他就住在公社书记的房间里。谁知夜里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省委主要负责人第二天下午在扬州召集苏北几个地市委书记开会。我连忙将情况向杨明书记汇报，杨书记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回到秦南直接往扬州赶。我提出是否让办公室给换个小汽车前往的建议，杨书记说就不要来回折腾浪费汽油了。那时盐城往扬州的公路非常简陋，我们就坐着吉普车一路颠簸地到达扬州，人人都是灰尘满面。
那时小汽车还很稀罕，领导同志下乡为了尽量不招摇，总是将车子放在公社，然后再步行到村庄田头，有时一走就是十多里。而且那时有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传统，遇到合适的时间和机会，就会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我曾跟杨明书记在大丰县竹港公社割过一天的青草，也曾在射阳县海通公社摘过半天棉花。领导同志边劳动边与农村干部和农民拉家常，干群关系显得亲密无间。有的人甚至不称杨明书记职务而亲切地叫他“杨爹爹”。对于生活上的细节，领导同志也很注重，不打马虎眼。比如每次外出，杨明书记都会交代我们随行人员，吃饭不得超过“四菜一汤”，而且基本上都是蔬菜豆制品加鱼肉蛋之类的家常便饭。有时接待单位想要加个把菜，端上桌子了也会态度强硬地被要求撤下去。在县招待所用餐，就杨明书记与秘书和驾驶员三四个人同吃，一般不让县领导陪餐，至于设宴喝酒更是闻所未闻。即使省领导来盐视察，也是按标准接待，不搞宴请。偶尔陪餐，杨书记还总记得交伙食费。一个地方工作结束后，临上车前他总不忘提醒我们住宿费、伙食费交了没有。我们对这种“唠叨”早已习惯了。1984年7月，他从盐城市委书记任上退下进入省委顾问委员会，并由省委安置到苏州养老，临走时他亲自把借用行政科的家具公物一一清点交还，搬家时只有些被窝行囊等普通物品，未见有像样值钱的家什，连一辆2.5吨的卡车都没装满。
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部署，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更是老一辈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和高风亮节。那时，党内崇尚互称同志，在地委常委会上，包括对书记副书记，大家都是直呼其名加同志。凡研究工作事项，大家真正畅所欲言，毫无看谁脸色发言的顾忌。有时遇有不同意见，不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行压服，而是鼓励每个人把话说完，循循善诱以求共识。有几年我担任常委会研究工作的记录员，曾见过常委们对研究事项有过激烈争论的场面。每遇此，地委主要负责人一般都不忙下结论。有的议题会让大家分头继续调查研究，留待下一次会议再议。通榆河工程项目就曾历经数年，经过多次的讨论才最终得以确定和实施。对于个别存有不同意见的议题，一旦会议作出决定，常委们会后还是按照议决的精神贯彻落实，没有出现按个人意志行事的情况，更没有因工作争议或民主生活会上动真碰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影响到常委班子的团结。
正是在这班老一辈领导干部的坚强领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盐城地区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各界，到处阳光明媚，人心向党。
那时，地委行署领导包括顾问总共有十多人，均没有专职秘书。领导也无固定专车。行政科有个驾驶班，七八辆小车，其中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后来添了一辆上海轿车，其余都是帆布篷的国产吉普，车况大多较差，有的跑了三四十万公里也还在继续服役。我调到办公室的第三天，即跟地委的一位副书记坐吉普车外出，次日早晨从射阳县城出发，经海堤公路往大丰，由于那辆车发动机出了毛病，一路上不时抛锚，直到天黑才到达大中镇，100多公里路程整整花去13个小时，车况可见一斑。那时一路上没个修理厂，驾驶班又没有汽车可以替换，全凭驾驶员自己查找毛病修理，不仅急得驾驶员满头大汗，我也浑身不自在，倒是这位老领导不仅没发火，还不停地安慰驾驶员不要急。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领导同志到县里去，一般都坐吉普车，只有到省城开会才安排小汽车。一次，我跟地委书记杨明坐吉普车去盐城县西乡检查工作，到秦南后改坐船往北龙港，到达时天色已晚，简单地吃了晚饭后，杨明书记连晚就听取县和公社负责同志的汇报，打算第二天上午再到田头察看，当晚他就住在公社书记的房间里。谁知夜里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省委主要负责人第二天下午在扬州召集苏北几个地市委书记开会。我连忙将情况向杨明书记汇报，杨书记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回到秦南直接往扬州赶。我提出是否让办公室给换个小汽车前往的建议，杨书记说就不要来回折腾浪费汽油了。那时盐城往扬州的公路非常简陋，我们就坐着吉普车一路颠簸地到达扬州，人人都是灰尘满面。
那时小汽车还很稀罕，领导同志下乡为了尽量不招摇，总是将车子放在公社，然后再步行到村庄田头，有时一走就是十多里。而且那时有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传统，遇到合适的时间和机会，就会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我曾跟杨明书记在大丰县竹港公社割过一天的青草，也曾在射阳县海通公社摘过半天棉花。领导同志边劳动边与农村干部和农民拉家常，干群关系显得亲密无间。有的人甚至不称杨明书记职务而亲切地叫他“杨爹爹”。对于生活上的细节，领导同志也很注重，不打马虎眼。比如每次外出，杨明书记都会交代我们随行人员，吃饭不得超过“四菜一汤”，而且基本上都是蔬菜豆制品加鱼肉蛋之类的家常便饭。有时接待单位想要加个把菜，端上桌子了也会态度强硬地被要求撤下去。在县招待所用餐，就杨明书记与秘书和驾驶员三四个人同吃，一般不让县领导陪餐，至于设宴喝酒更是闻所未闻。即使省领导来盐视察，也是按标准接待，不搞宴请。偶尔陪餐，杨书记还总记得交伙食费。一个地方工作结束后，临上车前他总不忘提醒我们住宿费、伙食费交了没有。我们对这种“唠叨”早已习惯了。1984年7月，他从盐城市委书记任上退下进入省委顾问委员会，并由省委安置到苏州养老，临走时他亲自把借用行政科的家具公物一一清点交还，搬家时只有些被窝行囊等普通物品，未见有像样值钱的家什，连一辆2.5吨的卡车都没装满。
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部署，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更是老一辈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和高风亮节。那时，党内崇尚互称同志，在地委常委会上，包括对书记副书记，大家都是直呼其名加同志。凡研究工作事项，大家真正畅所欲言，毫无看谁脸色发言的顾忌。有时遇有不同意见，不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行压服，而是鼓励每个人把话说完，循循善诱以求共识。有几年我担任常委会研究工作的记录员，曾见过常委们对研究事项有过激烈争论的场面。每遇此，地委主要负责人一般都不忙下结论。有的议题会让大家分头继续调查研究，留待下一次会议再议。通榆河工程项目就曾历经数年，经过多次的讨论才最终得以确定和实施。对于个别存有不同意见的议题，一旦会议作出决定，常委们会后还是按照议决的精神贯彻落实，没有出现按个人意志行事的情况，更没有因工作争议或民主生活会上动真碰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影响到常委班子的团结。
正是在这班老一辈领导干部的坚强领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盐城地区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各界，到处阳光明媚，人心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