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桐花开
我家老房子门口有六棵泡桐树，长得既高又直，开花时节上面开满紫色的花，宛如一朵朵随风飘浮的云彩，罩着朝南的三间平房和向西的一间厨房，美丽极了。
1972年8月31日，当时的《新盐阜报》停刊前的最后一天，整版登了一篇署名“舒燕”的文章，题目叫《今日盐城》。该文用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将东闸新村作为盐城的一个缩影写了它的变化。我家那时就住在东闸新村29号，和文中列举的“城市贫民唐长贵”家仅隔一排，不到百米。那几棵泡桐树是此前我家姥姥带着我们栽种的。
我们兄妹四家人称的“姥姥”，实际说的是我母亲。1978年初，我在农村插队十年后，从南洋信用社考到南京上大学。这年秋天，接到在宁夏工作的哥哥的电报，他孩子敏敏没人带，准备送回盐城，要我去火车站接一下。我嘴上没说，心中倒吸一口凉气，孩子才22个月大，让母亲怎么带啊？敏敏在宁夏叫她自己的姥姥叫惯了，到盐城叫自己的奶奶改不过口来，还叫“姥姥”。寒假我回家，发现家里人一个学一个，都跟着敏敏这么称呼我母亲了。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放”，在东方红菜场当保管，姥姥在县酱醋厂做临时工，挠一爪子得一食，做一天拿一天钱。按说那两年原来同在农村插队的我大妹招工进了厂，我又考上大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姥姥运气好，她应该高兴才对，但她眉宇间常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愁云掠过。原来她1958年进厂，后来正式做计划内合同工，那时可不容易呢，1968年受我父亲影响未能续订，又变成临时工。现在要求恢复原工作性质的报告递上去已有时日，却迟迟不见回音，她怎么开心得起来呢？姥姥此时已过退休年龄，按政策临时工不能办退休，如自己回家，那只能“前功尽弃”，她说什么也舍不得。只好硬撑着日渐衰弱的身子坚持上班，一个月给邻居王五奶奶七八块钱，白天就将敏敏放在她家照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和煦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驱散了笼罩在姥姥和我们全家人心头的这块乌云。1983年春，又一张要求为姥姥恢复原工作性质的报告递到当时的盐城县劳动局局长手中。他仔细看过材料，问我怎么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县劳动局经过研究，很快正式批复，同意为姥姥落实政策，恢复原工作性质，办理退休手续。第一次领到退休金，姥姥高兴得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久违的笑容好像家门口泡桐树上那一串串透着淡淡清香的泡桐花，天天挂在脸上。
家门口的泡桐树粗壮挺拔，上面那一串串像紫色小喇叭的泡桐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姥姥退了休，继敏敏之后，又先后将我和两个妹妹家的孩子带大，他们现在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本地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孩子，敏敏的孩子明年也要高考了。姥姥的手，过去到冬天就生冻疮，不能下水，请医生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家里居住条件改善，从东闸新村平房搬上通榆北村住宅楼，五六年前又装了暖气，从那以后她手就彻底好了。姥姥退休金，当初是按三级半工的月工资44.5元打折的，现在年年调，今年已调到3322.7元，将近原来的100倍，政府另外还每月给她100元的尊老金。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每逢谈及这些，姥姥就会乐得合不拢嘴，笑呵呵地说：“不是改革开放，哪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一转眼，我们也已退休，我的爱人真正成了“姥姥”，但姥姥还是闲不住，她又将照应我老父亲饮食起居的担子承担起来。我们三番五次要为他们找钟点工，她说自己还行，就是不肯。父亲比母亲还大两岁，虽说头脑清醒，能吃能行，但已步履蹒跚，只能做“甩手掌柜”，油瓶倒下都不扶了。一个95岁老太照应一个与她携手同行70余载的97岁老爷子，一时在小区里传为佳话。平时，姥姥闲下来就在家里看看电视，闷了下楼去住在前面不远的我大妹家玩玩。逢年过节，一定要我们都回去吃饭。吃好饭离开，我们已经走远了，回头一看，姥姥还站在三楼的窗口望着呢。姥姥头上的黑发已比过去少多了，腰也有点向前佝，但依然精神矍铄，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知足。
我原来工作过的南洋信用社几经变迁，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成了江苏银行亭湖南洋支行。今年9月的一天，几位当年信用社老同事小聚，约我参加。清晨静谧而凉爽，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小鸟在路边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开车去南洋经过东闸。这么多年下来，随着市区建设日新月异，居民小区一个比一个高档，当年的“领头羊”东闸新村早已落伍。只见那边一大片已被市委、市政府列入今年“旧城改造”项目，一些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正围着公告牌，在那里他一言、你一语，高兴地谈论着，不由怦然心动，顿时觉得“不是改革开放，哪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这句姥姥退休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许许多多那个年代亲历者、过来人心中共同要说的话。
我仿佛又看到当年的那几棵高高的泡桐树，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数不清的泡桐花透过绿叶在上面竞相绽放，现在变得愈加明丽动人，生机盎然。
1972年8月31日，当时的《新盐阜报》停刊前的最后一天，整版登了一篇署名“舒燕”的文章，题目叫《今日盐城》。该文用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将东闸新村作为盐城的一个缩影写了它的变化。我家那时就住在东闸新村29号，和文中列举的“城市贫民唐长贵”家仅隔一排，不到百米。那几棵泡桐树是此前我家姥姥带着我们栽种的。
我们兄妹四家人称的“姥姥”，实际说的是我母亲。1978年初，我在农村插队十年后，从南洋信用社考到南京上大学。这年秋天，接到在宁夏工作的哥哥的电报，他孩子敏敏没人带，准备送回盐城，要我去火车站接一下。我嘴上没说，心中倒吸一口凉气，孩子才22个月大，让母亲怎么带啊？敏敏在宁夏叫她自己的姥姥叫惯了，到盐城叫自己的奶奶改不过口来，还叫“姥姥”。寒假我回家，发现家里人一个学一个，都跟着敏敏这么称呼我母亲了。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放”，在东方红菜场当保管，姥姥在县酱醋厂做临时工，挠一爪子得一食，做一天拿一天钱。按说那两年原来同在农村插队的我大妹招工进了厂，我又考上大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姥姥运气好，她应该高兴才对，但她眉宇间常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愁云掠过。原来她1958年进厂，后来正式做计划内合同工，那时可不容易呢，1968年受我父亲影响未能续订，又变成临时工。现在要求恢复原工作性质的报告递上去已有时日，却迟迟不见回音，她怎么开心得起来呢？姥姥此时已过退休年龄，按政策临时工不能办退休，如自己回家，那只能“前功尽弃”，她说什么也舍不得。只好硬撑着日渐衰弱的身子坚持上班，一个月给邻居王五奶奶七八块钱，白天就将敏敏放在她家照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和煦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驱散了笼罩在姥姥和我们全家人心头的这块乌云。1983年春，又一张要求为姥姥恢复原工作性质的报告递到当时的盐城县劳动局局长手中。他仔细看过材料，问我怎么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县劳动局经过研究，很快正式批复，同意为姥姥落实政策，恢复原工作性质，办理退休手续。第一次领到退休金，姥姥高兴得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久违的笑容好像家门口泡桐树上那一串串透着淡淡清香的泡桐花，天天挂在脸上。
家门口的泡桐树粗壮挺拔，上面那一串串像紫色小喇叭的泡桐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姥姥退了休，继敏敏之后，又先后将我和两个妹妹家的孩子带大，他们现在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本地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孩子，敏敏的孩子明年也要高考了。姥姥的手，过去到冬天就生冻疮，不能下水，请医生看了多少次也看不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家里居住条件改善，从东闸新村平房搬上通榆北村住宅楼，五六年前又装了暖气，从那以后她手就彻底好了。姥姥退休金，当初是按三级半工的月工资44.5元打折的，现在年年调，今年已调到3322.7元，将近原来的100倍，政府另外还每月给她100元的尊老金。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每逢谈及这些，姥姥就会乐得合不拢嘴，笑呵呵地说：“不是改革开放，哪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一转眼，我们也已退休，我的爱人真正成了“姥姥”，但姥姥还是闲不住，她又将照应我老父亲饮食起居的担子承担起来。我们三番五次要为他们找钟点工，她说自己还行，就是不肯。父亲比母亲还大两岁，虽说头脑清醒，能吃能行，但已步履蹒跚，只能做“甩手掌柜”，油瓶倒下都不扶了。一个95岁老太照应一个与她携手同行70余载的97岁老爷子，一时在小区里传为佳话。平时，姥姥闲下来就在家里看看电视，闷了下楼去住在前面不远的我大妹家玩玩。逢年过节，一定要我们都回去吃饭。吃好饭离开，我们已经走远了，回头一看，姥姥还站在三楼的窗口望着呢。姥姥头上的黑发已比过去少多了，腰也有点向前佝，但依然精神矍铄，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知足。
我原来工作过的南洋信用社几经变迁，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成了江苏银行亭湖南洋支行。今年9月的一天，几位当年信用社老同事小聚，约我参加。清晨静谧而凉爽，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起，小鸟在路边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开车去南洋经过东闸。这么多年下来，随着市区建设日新月异，居民小区一个比一个高档，当年的“领头羊”东闸新村早已落伍。只见那边一大片已被市委、市政府列入今年“旧城改造”项目，一些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正围着公告牌，在那里他一言、你一语，高兴地谈论着，不由怦然心动，顿时觉得“不是改革开放，哪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这句姥姥退休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许许多多那个年代亲历者、过来人心中共同要说的话。
我仿佛又看到当年的那几棵高高的泡桐树，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数不清的泡桐花透过绿叶在上面竞相绽放，现在变得愈加明丽动人，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