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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注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美国关注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学界、媒体界和政界等领域的许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越来越关注,并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首先,美国研究者们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第一,这是实现中国梦目标的迫切要求。美国梅隆基金会研究员瑞安·米切尔在《赫芬顿邮报》撰文说,中国提出在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亦即中国梦第一个目标,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从严治党”正意味着新时代加强党内治理亦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而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第二,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才能赢得民心。《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加强党纪,继续严打贪腐。因为反腐败行动关系到该党生死存亡。中国领导人一直警告说,明目张胆的官员腐败行为将侵蚀中国民众对执政者的信心。《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共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以确保其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这在中国人民中颇受欢迎。《布拉格时报》报道,美国政治和经济评论员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不断出台和修订党内法规制度以根除腐败并打击浪费,得到了中国公众的大力支持。

其次,美国研究者们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具体表现,认为:第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修订一系列党内法规。有网络媒体评论说,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内法规得到大幅改动和增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2003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该条例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此外,十八大后增补一批新的党内法规: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有《八项规定》,在执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在重大问题方面有《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还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当然同时废除不少过时失效的党内法规。总之,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修改党内法规的幅度和力度都十分引人注目。《侨报》专门评论中共新时代对党章的修改:十八大对党章作了修改,尤其是十九大结合新形势和新实践,对党章再度适当修改,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案)》的决议,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要求也写入党章。第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在细节上下功夫。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主编《习近平时代》一书说:中共在“八项规定”出台后,连下禁令,对党员干部们的监管之细前所未有。这些党内法规不仅出台的频率越来越快,而且具体、细密和刚性的程度是以往没有的。以往的党内法规中常见的“一般”“原则上”等字眼少了,现在大量使用“禁止”“全部”“一律”等刚性用语;模糊的措辞不见了,大量出现的是具体的量化标准。显然,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内法规建设在细节上下功夫,从细微处着眼,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

最后,美国研究者们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第一,打击党内腐败,重塑党魂。《纽约时报》评论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党内法规管理党内政治生活,按照这些规定对所属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所有这些打击了其党内腐败,并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共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许多党员在反腐中受到惩处。据《参考消息》报道,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傅士卓认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重塑党魂,使该党成为拥有理想信念和高度自律的政党。第二,有助于建立党内问责体系,推进制度反腐。《侨报》评论说,十八大一结束,中共中央就通过“八项规定”。这一新的党内法规就是在试图建立问责体系。《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共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使反腐制度化,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创造一个“制度笼子”,确保其党员干部不能腐。第三,有助于未来社会平稳运转。据新华网报道,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说,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正是在巩固中国的制度基础,确保未来社会在高道德标准上平稳运转。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而且有益于世界。第四,便利外国公司在新时代中国经商。《人民日报》报道,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更为便利。

美国的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认知,对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陶季邑,系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