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

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缓）

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在这里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三是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是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送钱大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次揭露出的事实看也是如此。

“10万元港币打开了我的贪欲之门”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厅长董永安（受贿罪，无期徒刑）

我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73年高中毕业后，先在公社一个建筑队当泥瓦匠。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专修气体动力工程。1982年2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拖集团”）。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曾立誓凭平生所学报效祖国。按照这个目标，我刻苦钻研，努力工作。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动力分厂副厂长干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但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我心中的誓言有些松动，心理出现了失衡。特别是在1997年4月担任一拖集团副总经理兼股份公司总经理后（副厅级），这种失衡感愈加强烈。

……

1998年秋的一天，因为当时主持一拖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工作，我常到香港出差。在深圳，我碰到一个与一拖集团有业务关系的企业老板。一起吃过晚饭后，回到我住的宾馆。这位老板说：“董总，你是一拖班子最年轻的领导，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以后我们在业务上如果有麻烦你的地方，请你多多帮忙，这是我的一点儿小意思，你拿着到香港花吧。”说完他放下一个信封就走了。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里面竟是10万元港币。我当时有心退回，但鬼使神差，我还是收下了。现在想起来，正是这10万元港币打开了我的贪欲之门，成了我失衡感、落差感的催化剂。

“我的贪婪却毁了许多孩子的未来”

成都市儿童福利院原院长邓晓莉（贪污罪，有期徒刑15年）

我利用手中的权力，无视党纪国法，指使财务部门采用“头大尾小”方式开具发票、虚报发票、虚报临时工工资等不正当手段，将部分捐款截留到单位“小金库”，用于本单位职工节假日的慰问费和活动费。

1998年，我到香港考察学习，再次指使胡某从“小金库”里取出原是香港复康会赞助给福利院用于儿童福利事业的5600元港币，供自己在香港时的花销。

2001年4月19日，我发现单位“小金库”里有6张美元存折长期无人过问，就让胡某到银行把这几张存折上的名字分别换成了我表姐邓某和弟媳马某的名字。这样一来，我把共计6万余元美金全部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

社会各界向福利院捐赠钱物，让那些孤、残儿童也能像正常儿童一样幸福地生活，体现了他们对孤、残儿童的无私援助和热切希望，而我的贪婪却毁了许多孩子的未来。

“多领点儿征地补偿款应该不会被发现”

广西鹿寨县鹿寨镇俄滩屯原村民小组长韦善贵（贪污罪，有期徒刑11年）

2009年，当时我是俄洲村俄滩屯村民小组组长，协助政府从事征地工作。征地补偿款对于我这样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着足够的诱惑力。由于发财心切，同时我也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这么大面积的征地，自己利用一点儿小组长的权力，多领点儿征地补偿款应该不会被发现，于是感觉发财的机会来了。我欺骗征地工作组的人，虚报自己被征用的水田，重复测量，骗取了征地补偿款17万余元。这些罪行，都是因为自己鬼迷心窍贪财惹的祸，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也给国家征地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