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连续“围剿”，苏维埃政府的物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1933年9月，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更加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在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坚持节省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自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尽量减少各项开支，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彰显了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

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开展节约的具体办法，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节省笔墨纸张；减少运输费，等等。这些节省号召是在苏区党政机关办公费用和工作人员伙食标准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发出的，这意味着苏区干部要过更加清苦的日子。可是，号召一发出，就得到了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响应。为节约口粮支援前线，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省总会”，要求干部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家住本地的许多干部纷纷表示：自带伙食来办公，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当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的妻子一时不理解，埋怨说：“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刘启耀耐心地解释说，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发财，而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后来，他妻子的思想逐渐通了，还主动从兴国县老家送米到宁都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去。“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一首广为流传的山歌，反映的正是苏区的真实情景。

节省运动的开展，取得了巨大成绩。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布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公布了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成绩：“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计划，而且可以说将近超过了一倍即一百三十万以上。”这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过紧日子，首先是经济上、生活上从“紧”，但也不是简单地节省节约，关键在于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真正“紧”起来、在工作上“紧”起来，从而达到工作作风、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升华。苏区干部没有因为口粮和支出减少了，就消极敷衍，反而在艰苦的环境中激发了斗志、锤炼了党性。在物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建设，在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法治、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积累了许多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

过紧日子，也并非“一刀切”地一切从紧，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一分也不能浪费。当时，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仍给有技术专长的专业人员发特殊津贴，以优惠待遇招揽白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苏维埃政府“眼里不容沙子”，采取铁腕手段打击贪污浪费现象，坚决防止当面吃紧、背后紧吃。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维埃政府坚决、及时查处了各类贪污浪费案件。

1933年12月上旬，中央农工检察部检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九、十、十一月经费收支决算报告书时，发现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如九月份文具费用了三百六十元，仅仅白纸一项，就支出了二百三十八元，十月份算是少了一点，也买了一百三十元”；修理房屋“九月份修理花费了一百二十六块钱点灯油，每天平均四块多，十月份也花了一百多块灯油钱”。中央农工检察部会同中央审计委员通过深入检查，由此查实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的事实。经最高法庭审判后，唐仁达被依法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当时，《红色中华》报揭露受到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达数百起之多。一滴水能见太阳，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打击贪污浪费现象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过紧日子，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支撑起长达数年的持续战争，将节省发挥到了极致。物质生活上虽然紧张了，但中国共产党却赢得了群众的支持，革命的前途也越来越宽广。这一段艰苦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但仍时时启发人们：治党治国治家，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厉行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