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国际 抗疫合作倡议

1885年，中国应约参加罗马养生公会。它是世界为共同抗疫而组织的一次集体行动。其“抗疫共识”，吉光片羽，固自可珍，我们可从《许文肃公遗稿》中了解到相关情况。

许文肃，即许景澄，“原名癸身，字竹筠，嘉兴人，同治戊辰（18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吏部侍郎，谥文肃”，其明习时事，又通多国语言，被“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光绪六年（1880年），诏使日本，遭父忧，未行。服阕，补侍讲。法、越之役，条上筹备事宜，上褒纳。十年（1884年），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大臣，兼摄比国使务。”因此，具有“使才”的许景澄记录相关涉外事项，已成其分内之事。中国参与罗马养生公会的前后，便是其记录的内容之一。

据1885年5月17日《咨呈总署义设养生公会遵饬派员赴会文》载：“义（意）国罗使来署，言彼都定于西历五月十五日，开设养生会，请中国派员赴会，已允其请，希即派参赞一员，带能通法语者前往为要”，中国方面派参赞官陈季同“前往听议”，之后又接到了“义（意）外部来函，知照彼都开会日期及所请与会各国，并将该外部通知伊国各公使转请各国入会函稿暨《公会告白》附送前来。”可知，呈送各国的不仅有入会函稿，而且还有《养生公会告白》。那么，告白中有哪些重要事项呢？

一是简述养生公会的历史渊源及其成立之必要。在《养生公会告白》中，我们不难发现养生公会的发起是因瘟疫盛行：“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因埃及瘟疫盛行，义（意）国国家即拟请各国会议养生之事。去年疫症又作，更见此会集议不能再迟。”瘟疫盛行，危及人类，各国往来亲密，故一国之疫，必随人员之流动，蔓延至他国，因此，聚会集议，颇有必要。但反观历次养生公会，即“一千八百五十一、五十二及五十九年，均在巴黎；六十六年，在君士旦丁（即君士坦丁）；七十四年，在维也纳；八十一年，在华盛顿”，却执行不力，或有始而无终，有四次公会，“皆未立约，但由各国公使允准，请其国家照行而已”。瘟疫时有发生，各国不能独善其身，皆应本着“国以民命为本，民以无病为乐”之善意，效仿“驿传、电线、铁道、钱法、秤量及保护著作书籍、保护创造器物、提犯、捕盗等事，莫不订有约章”之规程，尽早订立养生公会公约，以捍卫人类之健康。

二是回顾养生公会主要章程。1866年君士坦丁养生公会，既研讨病理，寻其病源，又有断其传染路向之举，即在“红海一带，设立查禁船只章程、建造病院及过境之客民旅舍”。1874年维也纳养生公会，在君士坦丁公会的基础上，议设“避疫急治之方”，欧洲陆路不用行海章程之处，“互派官医巡捕，在边界会同查验”。1881年华盛顿养生公会，则要求各国“凡船离海口时，须报明船上有无患病，并患何病之人”。从所列条目来看，治理与阻断并举，陆路与海路并查，患病还是无病，寻求信息通透。从其成效来看，维也纳养生公会收效最著，是因“多专精医理、通达治政之员”。

三是拟定罗马养生公会议题。内容包括会议的宗旨、参会人员的职责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协调。养生公会的发起旨在抗疫，罗马养生公会的宗旨也是围绕抗疫而来：“此约之意在于起病之时，即使绝灭；既病之后，不使流传；或既已盛行，勿使过境。”病起灭绝，病后阻断，病盛封界，应对之策，环环相扣，折射了当时人们对疫症的认识。至于与会人员，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之人”，即从事医学的专家学者，其使命是推勘病源，讲求方剂，“查核历次公会旧案，与近来精进学问、成效方术比较，以定留存增减”；一类是“出使之人”，即从事管理的行政人员，其使命在于核校章程，“考核查禁防救各章程，与通商行船各章程，比较拟议约稿，呈请各国国家核办”。抗疫是集体行动，故各国有无疫情，应相互通报，做到信息共享。

《养生公会告白》已提前告知参会国，包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日本、墨西哥、印度等。许景澄作为中国外交官员，从回电来看，其对《养生公会告白》的做法颇为认同。一是对召开养生公会之出发点表示赞许。疫病各国皆有，只是发生时间存有差异，而其累及商民则是一致的，因此，各国派员赴会，寻求对策，“自为爱民恤商”之举。二是对章程履行之灵活性表示认可。中医西医，治病虽一，但其对药理的体认，并不相同。章程所列中西方术，如何取舍定夺？管理章程，如“查禁行船、集赀设局等”，事涉政体，中外国情不同，也不可能都用一个标准厘定。诸如此类，《养生公会告白》给出了较为开明的选择：“听其自行酌夺。”

养生公会的多次举办，显现了世界抗疫的不懈努力，既有协商抗疫的章程，又有兼顾国情的具体考量，其所散发的“爱民恤商”之精神至今不为过时。（高建旺 刘蒲英）